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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释道之说言儒《禅真逸史》

发布时间:2017-06-03 17:21:56 所属栏目:中国古典 来源于:说怪网 点击数:14次

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全称《新镌批评出像通俗奇侠禅真逸史》,八卷四十回。明末方汝浩编著。据该书刊行人夏履先书前所撰《凡例》,知道早在元代就存有一个“意晦词古,不入里耳”的内府旧本,今本乃是在原作基础上,“刊落陈诠,独标新异”,并使之“描写精工,形容婉切”,面铺演成四十回的规模。所以,它是明代旧小说加工风气下的一个改编增补本。旧本作者已不能详考,改编者方汝浩亦鲜为人知,现仅知道,他号清溪道人,也称清心道人,还写过一部以酒色财气为神魔的《扫魅敦伦东度记》。其乡贯说法不一。孙楷第先生据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本“囗水方汝浩清溪道人”题识,谓为洛阳人。戴不凡疑“囗水”系“囗水”之误,且交友中有“古吴”爽阁主人,评阅人有“西湖渔叟”,疑其为浙江人。谭正璧以洛阳为其原籍,杭州为居所,也成一说。

  这部小说的情节十分曲折,它描述的是:南北朝时期,东魏将军林时茂禀性忠直,因事与丞相高欢之子高澄结仇,他深恐高澄日后报复,就削发为僧,改名澹然,逃奔梁国。路上为民除害,以武艺高强、材德兼备,被荐为建康宝刹妙相寺副住持。正住持钟守净贪鄙好色,不守清规,澹然好言相劝,反结怨怀恨,并以谗言说动武帝,欲加迫害。澹然得报,连夜潜出,历尽艰辛,死里逃生,重返东魏。在张家庄,澹然因除妖得到仙人所授三卷天书,从此定居研习,修真授徒,拯世济民。这是前二十回以林澹然为中心人物的一条情节主线。后二十回,人物与情节都有变化,林澹然已退居幕后,他的三个门徒杜伏威、薛举、张善相走到台前,情节转而叙述他们的家世以及成长、结义的过程,以浓笔重墨描述北齐时代,四海滔滔,他们竟联络各路英雄,高举义旗,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攻城夺府,于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久受段韶招降,列士封王,镇守西蜀。至隋末,复归降李世民。唐初,澹然圆寂,杜、薛、张经仙人点化,大梦顿觉,遂弃位学道,云游方外。唐高祖各敕赠灵圣大禅师及普化真人、普利真人、普济真人封号,一释三真,均成正果。故事翻腾变化,条分缕析,至最后方豁然开朗,点明题意。
  全书的整体构架是一个佛教故事,它先写澹然的德行,意在强调佛家的精神修炼,其后专叙杜伏威诸人之事,也是借以展示澹然的事业和高风。“迹种种异,道种种同”,故最后指迷说教,皈于佛道。这样张扬佛教,是与南北朝时代南梁、北魏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大力发展相适应的。南北朝时期又是儒、释、道三教大论辩的年代,经过激烈的论争,结果是互相汲取,在某些方面融合起来。所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或为释氏高人,或为释氏门徒,他们都得到仙家的传示,崇尚神仙符箓,并学了道家观星望气、补阳炼阴、驱神役鬼一套法术,俨然是一批道者。不宁唯是,在这些释道高人的内心深处,又满是纲常名教的思想,诛奸锄妖、辅佐明主、留名青史的雄心,不得意时,也是高山流水、长啸狂歌的志趣,全是儒家者流的行藏。可见,释而道,道而儒,三教合流,三教互补,正是这部小说总体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反映了我国古代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演变的真实面貌。我国古代小说中,没有哪一部作品如此鲜明地打上这种宗教思想密切交融的印记,这就为它在思想文化史和小说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
  这部小说积极的思想意义在于:它通过对梁、魏社会现实的描写,表现了庸君媚臣礼佛参禅,造成了奸佞得势,英雄斥逐,朝政废弛,烟尘四起的恶果。以侯景之乱为结局,作品写出了国家沦亡、生民涂炭的不幸,对梁武帝一心追求极乐世界,最终幽居宫禁、饿死台城的下场作了辛辣的讽刺,并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干戈四境尚谈经,国破家亡佛不灵”的历史教训。小说以钟守净为反面典型,揭露了上层僧侣贪财好色、伤风败俗的丑行,暴露了他们口诵弥陀、心藏荆棘的阴险嘴脸,使人们看到被梁武帝定为国教的佛教教会势力的黑暗面。作品还通过对萧梁、东魏、北齐诸国社会矛盾的描写,使人们看到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害民的官府。盘剥百姓的豪绅。举朝上下有牛进、周乾、桑皮筋、吴恢、蒋太守、汤思忠、甄雍一类贪官污吏为非作歹、残害无辜,才促发了薛志义、缪一麟、杜伏威等英雄揭竿而起。作者多处赞扬了他们的绿林高义,肯定了这些起义英雄剪戮豪强、济困怜贫、替天行道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历史在这里只是现实的镜子。作者的用意不是驻足过去,而是指向现实。我们很容易发现,小说的内容是相当明代化的。例如,梁武帝拿问犯人,使唤的竟是明代的特务机关锦衣卫;处人的极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致的剥皮揎草;唱的丽词艳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这种历史失真现象,也表现出《禅真逸史》与明代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后期昏君庸主崇释好道,宠用奸佞,朝政腐败,以至外族入侵、危机四起的现实矛盾的反映。《凡例》所谓“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辅序所谓“其间挽回主张,寓有微意”者亦在此。从这种现实性出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诸种生活的情状。其间“圣主贤臣、庸君媚子,义夫节妇、恶棍淫娼,清廉(女幸)直、贪鄙奸邪,盖世英雄、么么小丑,真机将略、诈力阴谋,释道儒风、幽期密约,以至世运转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变幻,靡不毕具”。这种驳杂斑斓的色调,有助于我们对明代的社会实际生活有更具体、广泛的认识。
  《禅真逸史》出现于明代末期,这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都已相继问世,传统的历史小说、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的艺术成就,都得到高度的发展。在一个个艺术高峰面前,作者既缺乏才力,又缺乏胆识,不能另辟蹊径,而是力图把传统小说的不同内容和艺术手法融合在一起,兼收并取,渗透综合。所以,从作品反映的南北朝历史背景,从这一百余年发生的历史、社会事件和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人物来看,自始至终都有浓厚的历史气氛,叙事方式也接近于讲史。它对《三国演义》的一些模仿,也留下了历史小说的印记。与此同时,它又受到《水浒传》的强烈影响,不仅书中那些锄奸去恶、替天行道的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都好似梁山上的好汉;就是其中的情节语言,也经常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表现出着意师承《水浒》的痕迹。此外,它还注目于市井小民,帮闲蔑片,加强社会风俗画的色彩,大有《金瓶梅》的笔法;旁门左道、神仙幻术的穿插,又是《封神演义》、《西游记》一类神魔小说的手段。可见作者虽有博采众长之功,却无艺术独创之力。这样一部综合体的小说,就成为我国话本小说不同源流汇集后的产物。虽然如此,这部小说仍有不可抹煞的优点,如气格宏大,情节动人,针线密缝,血脉流贯,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畅达传神,这些都非三流小说所能望其项背。
  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如东魏的高欢、高澄、侯景、丁和,梁的萧正德、谢举、傅岐、朱异、张绾,齐的和士开、穆提婆、段韶、韩长鸾、张雕,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的行事与性格也大致有凭有据,不曾随意杜撰。这有利于创作一个历史感的氛围,表现出历史小说的特质。但作者一进入主要人物的创作,便换了一副笔墨。书中前半部所着力刻画的林澹然、钟守净,便是虚构的角色。六朝僧传中既没有澹然这样的高僧,史中也无武帝临幸的妙相宝寺。作者以灵动的文字,描摹结撰,而神态毕肖,颇见工力。后半部写的杜、薛、张三人,则在半虚半实之间。说它实,是因为他们确实起过兵,打过仗,拥兵称王,威震一时,曾使朝廷大伤脑筋。但是,他们是隋末分别在江淮、陇右、许州兴起的几支武装力量,彼此从未联合,根本不是“三结义”式大聚义。他们的身分相距很远,杜伏威贫困出身,张善相做过下层小吏,薛举一开始就是地方豪右,缺乏结义合作的基础。他们起事的时候,北齐早已灭亡,段韶已经去世,对他们进行军事镇压的主要是隋炀帝和李世民,小说写他们同受齐主、段韶招抚完全不实。况且,北齐时代,疆域窄小,西部边界不过山西、河南,西秦、巴蜀属北周地盘,齐主何能封西川的楚州、沪州、信州作三大王的封地?他们的结局都很惨,杜伏威在武德七年暴卒,大约是被毒死的。张善相归降以后,守伊州,为王世充所困。张数次求援,唐高祖故不发兵,以至城陷被杀。薛举于武德元年病死军中,可称善终,但其于投降世民后,被腰斩于长安,全家不得免。他们的下场,一点也不像小说所写的那么美妙。这种种矛盾,表现出小说与历史的显著区别。
  《禅真逸史》存世版本不少。现知主要有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所藏古杭爽阁主人刻本,马廉旧藏自下翼圣斋本,二本各有插图二十叶。还有无图而增唐太史令傅奕序本。这三种大致为明刻本。清初和清代中叶,有爽阁藏版复刻本和翼圣斋本复刻本,还有文新堂本、据本衙藏板梓行的中小型本、明新堂本。清末有改题《妙相寺全传》和《大梁野史》的石印本,近世有张静庐点校本。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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