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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说出你的秘密——读长篇小说《认罪书》

发布时间:2019-05-26 所属栏目:传统主流 来源于:河南作家网 点击数:22次

  乔叶的《认罪书》(刊于《人民文学》杂志2013年第5期)是从煞有介事的“编者注”开始的。一瞬间,我都有些恍惚,只有在进入阅读之后才能确认,没错,这已然是小说的一部分。

  《认罪书》采用了略萨所说的“中国套盒”的结构。对此,他是这样定义的:“(中国套盒)指的是按照这两个民间工艺品那样结构故事:大套盒里容纳形状相似但体积较小的一系列套盒,大玩偶里套着小玩偶,这个系列可以延长到无限小。”在略萨看来,这种手法实在太古老,用得太普遍了。

  乔叶在小说里设置了三层“套盒”。最外面的一层故事是作为编者的“我”收到了金金寄过来的一本关于自身经历的书,此时的金金已经去世了。“我”介绍了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编辑体例之类的问题,交代了主人公的身份和背景,也交代了“我”的观感。

  第二层,是金金的故事,她爱上了有妇之夫梁知(是“良知”的谐音吗?),在感情被强行中止之后怀着身孕赶到了源城。未能挽回感情的她怀着强烈的爱与恨,嫁给了梁知的弟弟梁新(良心?)。当然,如你所猜想,所有的秘密终将大白于天下,于是,结尾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与此相关的所有人,甚至包括孩子,都沉入了死亡的深渊。这是一个“罪与罚”的故事。

  然而,第三层故事,也是这部小说中最核心的故事,那就是金金千方百计所探求的梅梅的故事,看那些个面容平淡普通一如你我的人们如何以一己之私毁掉了她们。这可能是“认罪书”之“罪”的根本意义。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这罪,如同日升日落,以最平凡最朴素的样子沉淀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小说里,乔叶借助“作者注”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对有的人来说,谴责是容易的,理解是困难的。对有的人来说,理解是容易的,谴责是困难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肤浅的理解和谴责都是容易的,真正的理解和谴责都是困难的——也许,只有先去真正地理解,才有可能抵达真正的谴责。同样,想要真正的谴责,必须要先去真正地理解。”或许,金金正是在探寻秘密的过程中真正理解了他们,包括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超越了狭隘的情感限定,真正地去爱每一个人。

  “中国套盒”的结构并不必然导致小说的成功,其实,任何形式创新都是,倘若无法为小说叙事带来动力,无法与内容相得益彰,这形式只能是“虚伪的形式”。所以,略萨说:“这种性质的结构:一个主要故事生发出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为了这个方法得到运转,而不能是个机械的东西(虽然经常是机械性的)。当一个这样的结构在作品中把一个始终如一的意义——神秘,模糊,复杂——引进到故事内容并且做为必要的部分出现,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效果的联合体的时候,这个手段就有了创造性的效果。”显然,乔叶在“互相影响”的效果上煞费苦心。她所做的,是创造出强烈对比的情境,使得“套盒”与“套盒”之间有了参差错落的美感。

  比如,第一层编辑的叙述,是平实的,带着些微职业性的淡漠,与永远有着过于浓重感情的金金形成鲜明的对照。甚至,乔叶安排了两个相同年龄的女孩子的对话,“可她所经历的一切却让我觉得非常陌生和遥远。我能读懂却不好理解,难以接受却也并不厌恶,无法评价却也心怀戚戚。”顺便说一句,作为80后的我也有类似感觉,原因可能是,那些孤注一掷飞蛾扑火斩钉截铁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像金金这样的,大抵生活在小说和影视剧里,她们与我们过于平淡的生活,有着看不见却无法逾越的鸿沟。那么,在第二层故事里,形成对照的是主人公金金和梅梅的性格。两人在相貌上的相似无疑是这个故事最为重要的一个扣,但是两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金金是激烈的,是爱得起也恨得起的;梅梅则是温婉的,有着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甘愿为别人牺牲自己,虽然,这牺牲,有时是如此的不值得。然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金金和梅梅,这对双生姊妹花,在各自的命运中越走越远,直至踏上不归路。这同中有异,或者说异中有同,构成了连接三层“套盒”的动力,使故事与故事之间充满了张力。

  同以往的许多小说一样,乔叶还是要依靠“巧合”来连接故事,比如金金和梅梅相貌的相似,已然成为大众文化中屡见不鲜的桥段,就像风行一时的《甄嬛传》,逼得乔叶不得不跳出来,通过挑明这一点来解构它。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批评家郜元宝先生在给乔叶的信中说:“巧合应该是生活的真实逻辑的凝聚,而不是真实逻辑薄弱之时用来弥补和支撑的东西。”诚哉此言。

  不过,较之于“中国套盒”式的结构,我更欣赏的是《认罪书》里“说话的态度”。为了探求梅梅的秘密,金金选择了让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开口说话。于是,被隐匿起来的真相就像拼图一样被一块块捡拾起来,在众声喧哗中拼出了一个答案。说吧,每个人都在滔滔不绝地说,他们需要通过语词完成倾诉,卸下重负。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难道不就是金金的喃喃自语吗?然而,真理并不在语词间传递,恰恰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关于一件事情的多种说法,是悖谬、错乱。某种程度上,这传递了这部小说在“罪与罚”之下的另一个隐形主题,即叙述与记忆的不可靠性。这十分考验作家的功力。她不仅需要“因人塑声”——根据一个人的年龄、性别、籍贯、文化程度等多方面信息写出他要说的话,还得“闻声见人”——根据一个人的说话反映他的性格、命运等。对此,乔叶显得游刃有余。事实上,在她写于同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扇子的故事》,就完全是在“说话”中完成了所有的叙事。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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