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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重逢》

发布时间:2020-05-19 所属栏目:传统主流 来源于:说怪网 点击数:0次

  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创作和发表的特殊背景——“伤痕文学”的兴起。那时,“文革”结束和“四人帮”被打倒时间不长,人们刚刚从十年动乱的恶梦中醒来,许多取材于十年动乱中个人悲惨遭遇的作品应运而生。这类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模式:造反分子与“四人帮”狼狈为奸,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四人帮”被打倒后,邪恶受审判,正义得到申张,老干部扬眉吐气,回到领导岗位。毫无疑问,这个模式有其产生的现实基础与合理性。

  一方面,它真实地概括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现象。另一方面,长期遭受压抑和摧残的人们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愤怒与痛苦,唤回自己的尊严。“伤痕文学”的兴起是人们肯定自我、回到自我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文学中也显然流露出一种简单化、非理性的倾向:造反派都是十恶不赦的魔鬼,而被迫害者绝对正确。受迫害甚至成了一种光荣的标记。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它容易使人们对历史和生活的认识流于简单化和主观主义,使控诉者仅仅满足于控诉别人而失去对自我进行全面认识的自觉性。这又是人缺乏自我意识的表现。而《重逢》正反此道而行之。它表现其他“伤痕文学”作品共同表现的那种生活,但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给当时的文坛以有力的冲击。在这篇小说中,无论是老干部朱春信,还是造反派叶辉,都有其两面性:朱春信在“文革”中曾经受迫害,但也曾不自觉地站出来亮相,给“小将”们递砖头,客观上加剧了当时的混乱;叶辉曾积极参与武斗,但他本是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参加“文革”是怀着“不愿看到党和国家变修”的善良愿望。

  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个人物不仅能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而且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进行自我反省。朱春信并没有一味控诉别人,或者沉浸在曾经受迫害的“光荣”之中,相反,他虽然被“解放”了,坐到了审判席上,但他心中仍然有矛盾和痛苦。他承认自己在“文革”中也犯过错误,愿意站出来承担1967年9月那场武斗的责任。叶辉受到了审判,但并没有只为自己辩解,而是愿意接受处罚,并要把这处罚作为长知识的代价。《重逢》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肯定了认识生活与历史的科学态度,而且提供了一种具有哲学意识的思维方式——其核心是高度自觉的理性精神。因此它不仅在当时有意义,而且将永远有意义——特别是对于那种具有传统性和民族性、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维方式来说。

  作者在当时举国上下声讨造反派的情况下能这样写,一方面体现了他认识生活的深刻性与超前性,同时也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从艺术上看这篇小说也很成功。首先是构思的巧妙:把富于戏剧性而又意味深长的“重逢”作为故事的主体。10年前朱春信和叶辉并肩战斗,而10年之后,他们一个成了庄严的审判者,另一个戴着手铐接受审判,同一件事对于两个人具有截然相反的意义。这种构思一方页强化了朱春信和叶辉不同命运的对比,引起人们的思索,另一方面又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扩大了小说的容量,在有限的篇幅内把10年前的故事和10年后的故事交织起来叙述。其次是叙事角度的独特。这集中体现在对叶辉故事的叙述上。作家不是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从“全知”角度(即作家对作品中的人和事无所不知)来叙述,而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或“道具”来叙述:通过案卷“提要”对叶辉的案情作简要介绍;通过朱春信的回忆写10年前的那场武斗,再通过李科长的审讯叙述武斗中人员伤亡的真实情况,最后通过叶辉妈妈的口叙述叶辉如何由好学生变成造反派。在这种叙述中,作家本人已经隐去了。按叙述学的观点,这都属于“次知”角度的叙述。这种叙述角度一方面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一方面使故事被呈现出来的过程富于变化。

《重逢》内容概要

  事情发生在地区公安局预审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清查打、砸、抢分子运动中,为了抓几个典型案例,地委副书记朱春信亲自到公安局参加对犯罪分子的预审。预审科李科长递过一本案卷,案卷提要中介绍了罪犯叶辉的犯罪事实:“叶辉,男,28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捕前系我地区直属发电厂锅炉工。在1967年9月的一次武斗中,亲手将一名工人打伤致残,用长矛将学生石志红刺死,实属打、砸、抢首恶分子”。李科长告诉朱春信,叶辉本是北宁市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后来下乡,1972年被招工来到地区发电厂。朱春信不由得心里一惊,因为1967年他正在北宁市被群众揪斗。

  叶辉被带上来了。这是个健壮又漂亮的小伙子,戴着手铐,却自信地微笑着。虽然他不承认自己用过其他名字,但朱春信还是认出他就是当年的叶卫革,并不由得回忆起10年前的一段经历。

  1967年秋天,北宁市的群众组织分化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叫“东方红”总部,一派叫“红联”总部。《人民日报》号召领导干部不要做革命运动的旁观者,要站出来亮相。身为北宁市委副书记的朱春信在分析了两派的观点、力量和社会影响等因素之后,宣布站在“革命造反派组织”“东方红”一边。这样一来他成了“东方红”派的“革命领导干部”,同时也成了“红联”派眼中的“三反分子”,招来了更猛烈的打倒声和更残酷的揪斗。他不得不东躲西藏,和犯人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9月的一个夜晚,经过辗转迁徙,他悄悄住进一座办公楼二楼背街一面的一间办公室,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林凤翔陪着他。“东方红”指挥总部派三支队的10多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来保卫他,支队长就是叶卫革。朱春信担心他们人少敌不住“红联”那么多人,叶卫革说只要有三支队在,朱春信的安全就不成问题,有了紧急情况总部还会派人来支援。他宣誓一样对朱春信说:“您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战士头可断、血可流!”天亮的时候,掌握了朱春信行踪的“红联”队伍包围了办公楼,与叶卫革的三支队开始了武斗。看到已经出现的流血场面,朱春信心中充满矛盾和痛苦。但想起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又坚定了决心。贪生怕死的林凤翔已经独自溜走,他走出房间到走廊里给三支队的红卫兵递砖头。从楼梯进攻的人刚被打退,朱春信发现楼后面有人攀着梯子往上爬,不由得惊叫起来。叶卫革握着长矛提着三块砖头冲进房间。“红联”的一位叫石志红的学生已站到窗台上,投匕首伤了叶卫革的头。叶卫革用长矛还击,刺中石志红的肩膀,石志红摔了下去,叶卫革又往窗外扔了几块砖头。这时“东方红”大队赶到,“红联”仓惶撤走。

  朱春信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李科长告诉他审讯已结束,叶辉对犯罪事实基本承认,但不愿说出他保护过的那位领导的名字,不承认自己是追随“四人帮”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朱春信坐着汽车回到家里,心烦意乱。革命小将、恩人、罪犯、领导干部、法律……许多奇怪的概念浮现在他的脑海。他品味着10年之后与叶卫革重逢的含意,考虑自己应采取的态度,午饭也没吃就躺到了床上。这时专程从北宁市赶来的叶辉妈妈登门求见。这位快到退休年龄的朴实女工讲了儿子的往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叶辉是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因为反对同学们揪校长、斗老师,被看作是“保皇派”赶出串连队伍。他自己偷偷去了北京,回来后说是受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大最大的教育。他把过去得到的“三好学生”奖状全撕了,发誓不再当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又组织起战斗队??。朱春信听着,觉得自己的良心正在被告席上接受审讯。最后叶辉妈妈告诉他,叶辉父亲3年前去世了,叶辉结婚不到1年,媳妇快要生孩子了。她听儿子说起过朱春信,所以特地来反映一点情况,证明儿子本质是好的。朱春信一听,额角上冒出汗来。他本以为在上午的审讯中叶辉没认出他,没想到叶辉什么都记得。

  下午,朱春信心情沉重地来到地区公安局,和叶辉单独交谈。叶辉仍然自信地微笑着,他告诉朱春信,那次武斗受伤由于治疗不及时,他差点死掉,养了几个月的病之后两派联合了,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便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了。朱春信诚恳地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不少人,包括我都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要吸取教训,提高思想觉悟”。但叶辉打断了他的话,说:“您犯了错误,可以理直气壮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犯了错误,却必须承认追随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朱春信表示愿意站出来承担1967年9月那场武斗的责任,但叶辉坦然地说:“承担不承担随您的便,反正我要承担我的罪责。不管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都乐于接受,因为我确实犯了罪。??这种处罚是我长知

  识的代价——尽管它显得昂贵一些”;“对您,我有批评,但也有喜欢:您能够承认自己并非一贯正确,您是诚实的,有良心的。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后来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是他们在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后,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只字不提,只谈受迫害的光荣??”。听了这些话,朱春信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问叶辉上午为什么不承认用过别的名字,叶辉说:“‘叶卫革’这个名字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自愿改的,这是一个幼稚和耻辱的标记,我愿永远抛弃它!”这时公安局领导和李科长走进来,请朱春信到会客室休息。李科长命令看守“把罪犯带下去”,“罪犯”两个字使朱春信猛地哆嗦了一下,脸色煞白。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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