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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奸》“反思文学”代表作品

发布时间:2018-05-05 09:44:45 所属栏目:短篇小说 来源于: 点击数:0次
  中篇小说《内奸》是“反思文学”中相当典型的一个作品,作者方之就是50年代江苏“探求者”团体的成员之一,后被打成“右派”,这是他复出后的一个代表作。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时间则从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后跨越了近四十年,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玄”、经历复杂的榆面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的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作者对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这种在历史的纵深中展示社会悲剧,并对导致悲剧的历史原因作出追根溯源的探询的方式,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它是建立在作者二十多年的个人命运遭际和对民族、历史的痛苦而执着的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是“文革”后文学人物画廊里十分独特的一个。所谓“不干不净,好吹好玄”,只是带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眼光的一种界定模糊的评价。这个普通的小商人在战争年代里,因为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惶恐不安,也为八路军的日益壮大而惊异。当他看到家有万贯的大地主少爷严赤不仅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变卖捐出了全部的家产,惊诧之余他感到纳闷:共产党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样躲避共产党了,还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作为与共产党交善的商人,他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药品,还时时牵挂着他们的生死安危。1942年日本军队围剿新四军的时候,黄司令员托他设法掩护快要临产的女共产党杨曙,她正是副司令严赤的妻子。田玉堂以多年为商的机敏和社会关系,闯过重重难关,终于使母子二人平安无恙。这是小说上编所叙述的故事。下编则已是“文革”时代了,当了县蚊香厂厂长的处处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烂”声中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但当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目的诬陷黄司令、严赤夫妇为“内奸”,并要他作伪证时,他本着自己的良心实话实说,因而招来一顿打,并将他革职为民,遣返故乡喂猪去了。田玉堂对拷打他的“造反派”说:“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来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

  “内奸”本是个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的名词,在中国现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历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随着党派立场竿时势的变迁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内奸》中所叙述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诬为“内奸”终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并没有越出四十年党史斗争的范畴,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的题材也并无多大的差别,但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小说以田玉堂这个富于民间色彩的人物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十年来的政治风云,使这段历史的是非曲折又有了另外一种解释。就田玉堂个人来讲,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他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的地方。他为共产党做事,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对这个组织的朴素的好感,并不曾出于一种信仰而使他把全身心都交给组织,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他始终是一个“同路人”,他从惧怕、远离共产党,到同情、钦佩、最终参与共产党人的事业,成为一个小企业的厂长,都是出于一个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剧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点软弱的方式,不仅保护了他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极左政治路线和政治阴谋者的行径,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黄司令员、严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与像田有信这样在“干干净净”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盖着私利的“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小说并不是从正面去展示和探问“文革”的悲剧及其历史成因,而是以一个胆小、谨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来折射时代悲剧,田玉堂的悲剧不会激起大悲大恸,而是引发一股淡淡的苦涩,在这一种甜酸交织的苦涩里,我们感到普通人的美好与卑微,勾起我们深深的隐痛。作为一个民间小人物,他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而无法进入崇高和壮美的正史,也因为没有直面惨淡血污的现实而难以有令人崇敬的英雄色彩,但以民间化的视角来叙述政治历史的悲剧性变迁,其本身就是历史反思的一种表现。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别之处,还体现在故事的传奇性和独特的讽刺手法上。

  《内奸》的作者采用了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说话”方法,一开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续的时间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来,脉络清晰,娓娓动听。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环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对人物肖像、心理、动作和对话作静止的刻画,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为主线,在四十年的历史中选取了1942年护送杨曙就医脱险和文革中深陷冤狱,有口难辩这两个传奇式的事件,让许多人物纠缠在一起,在波澜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发展中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同时,故事的传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独特的叙述的语言有关,小说土腔土调的叙述语言与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相得益彰。

  《内奸》的辛辣讽刺不仅表现在让讽刺对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将田有信的圣洁的言辞与卑劣的行径相互对照,更重要的体现在对人物和情节的把握与安排上。精通买卖,交游广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来是一个具有民间喜剧色彩的人物,他惯于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云天雾地,但作者恰恰在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悲剧性的讽刺意味,田玉堂本来并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黄、严两位共产党人的感化下叹服了,并为之冒了风险出了力气,到头来被当作“内奸”;他当年好吹好炫时倒没被当作坏人看待,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实实时,却反而连遭痛打。时代历史的内涵在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的眼里,与“好人落难,小人得志”和世事变幻的沧桑感叹相结合,获得了独特的讽刺效果。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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