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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谈《我的生存质量》

发布时间:2020-09-16 所属栏目:创作理论 来源于: 点击数:0次

1 我的小镇不是故乡,我们这些跟随父母游弋成长的孩子,是无根的浮萍。

  李金哲:您出生在豫东南部,一个三省交界的小城镇。我也出生在一个小城镇,虽然离开了那里,但小镇的人和物都那么鲜活地存在在脑海中。我想您对小镇的感悟也一定是特别的,带有情感的,就像沈从文的湘西、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一样,是具有无限想象的地方。很好奇,这样一个小镇,在您的文学王国中,是如何启蒙您,走向更深处的精神世界的?

邵丽:

  严格意义上讲,我的小镇并不是故乡。我们这些跟随父母工作地游弋中成长的孩子,是无根的浮萍。我所说的小镇,只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60后的作家来说,“小镇”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更大,说不上这种感觉是幸福还是伤感。毕竟,滤尽严酷之后,好像留下来的都是温暖。因为小镇既关乎我们的出生,也关乎我们的成长。最早启迪我的那些文学作品,比如《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在某一个小城镇遇见并阅读的。所以,小镇既是我们文学的出发地,也是大本营。

  李金哲:您说,您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有的作品,双脚都插在黏糊糊的现实世界里不能自拔。从小城镇走出来,到大城市生活,再到县城挂职,在这种城乡转换的过程中,您的情感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对您的文学观和作品产生了什么影响?

邵丽:

  河南是一个文学大省,河南的作家大部分都在写农村生活。其实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另类,我一直在写城市,当时我觉得自己最得心应手,或者说最能展开想象的还是城市。直到我去基层挂职,沉到农村最底层,才看到了我应该看到,并且还能说出来的东西——公平、尊严的缺失,以及我们对底层社会的忽略。在那种语境里,你找不到任何比现实主义更能表达愤怒、同情和遗憾的写作手段。后来有的评论家说,回到现实主义里,我的作品降低了好几个维度。我宁愿如此,或者说,我刻意如此。一个作家要有温度,也要有态度。

2 不管我用多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但骨子里是悲观的,甚至有忧郁症倾向。

  李金哲: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栽培出了《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刘万福案件》《挂职笔记》《城外的小秋》《明惠的圣诞》《第四十圈》等优秀作品。不同于恢弘的史诗叙述,您的关注点都比较细微具体,您关注像王跃进、刘万福、明惠、齐光禄这些底层出身的小人物。在这里,是什么打动了您或者说俘虏了您,让这些底层小人物走入您的内心世界?

邵丽:

  两年多的挂职生活,让我遭遇到了许多个作品中的人物,或者故事。相较于宏大的叙事,这些卑微的人物可能离我们更近,或者换句话说,“他”就是我,即使不是今天的我,也是昨天的我。从更大的生存范围来说,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可能没有走出他们的宿命。发生在刘万福、齐光禄身上的那些故事,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那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进入我的小说的历史必然性。我把他们的道路或者命运指给更多的人看,只是企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周围,关注我们自己可能陷入的陷阱。

  李金哲:在您的作品中我读出了您对小人物天然存在的悲悯。您毫不避讳他们出身的卑微,他们天真的想法,为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而对命运进行的抗争。不修饰、赤裸展现,反而构成了您小说的厚度。这也是为什么您的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会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在这个有点残酷和冷漠的时代,悲悯对于文学的意义非同小可,想知道这与您的性格有关吗?您的性格对您的文学品格产生了什么影响?

邵丽:

  也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管我用多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但骨子里是悲观的,甚至可以说有忧郁症倾向。不过我的这种性格,对作品的影响倒不是很大。我的作品很少无病呻吟,也没有幽闭的姿态。我更倾向于开放、明快、粗线条的表现风格。至于悲悯,确实有,有时候是一种深刻的同情,或者是回天乏术的无奈。

3 农民进城的过程是残酷的,但不进城,生活会更悲惨,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李金哲:不少读者对您小说的评价是“过目不忘”。掩上书页,您塑造的这些人物同样在我脑海挥之不去。刘万福三生三死,如同迷魂阵;明惠就像身边的无数洗头小妹,从农村到城市闯荡。您在《刘万福案件》一开头就被“故事绑架了”,在您看来一个好故事与一个好小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与差别?您是如何把故事最终“加工”成小说的?

邵丽:

  故事跟小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小说本质上是讲故事,但那也是加工成小说的故事,它能从小说里站出来。我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脱胎于故事,很多是真人真事。我觉得把它加工成小说,主要是要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第四十圈》,让人悲哀的不是杀人和被杀,而是故事里的作恶,你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也分不清谁是好人坏人。这些东西,故事是表现不出来的,只有小说能够。

  李金哲:小说中人物的选择不同于现实的人生,它有虚构的成分,可以充满戏剧性,结局也并不是不可逆转。您写完《第四十圈》时感慨,如果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齐光禄会成为一个好老板、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您在选择这些人物的命运时,您是如何考量的?他们一定要那么活着吗?

邵丽:

  他们一定要那么活着!他们别无选择!这才是最悲凉之处。

  李金哲:这些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如今看来依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他们仍旧活在当下以及未来。您觉得,这么多年来,他们的现实境遇是否有改观?

邵丽:

  从总体上讲,社会是在进步。这个进步既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但就个体而言,由于在市场经济下的资本碾压,有些人的生活不但没有上升,反而还在下沉。我觉得这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可能在当下中国更突出一些。因为我们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民进城的过程是残酷的,惊心动魄的。但不进城,生活会更悲惨,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李金哲:通过您的作品,不少读者感悟到人生的不易,更能理解底层人生活的不容易,感慨自己其实就是一分子,从而在精神层面得到共鸣和慰藉。您觉得,深刻的文学作品最终的功用是什么?是要还原生活还是要高于生活?如果是高于生活,那么高出生活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邵丽:

  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所谓高于生活,也仅仅是角度不同,而不是本质意义上的高。但具体到一部作品上说,它应该是高于生活的。即使作家有还原能力,那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很具主观性。那么这个“高于”的部分,就是他的判断和批判能力。

4 我和我先生的家族历史比较复杂也有典型意义,我在往家族历史方面转型。

  李金哲:您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以及《我的生存质量》,很好奇为什么用了两个相似的标题,一个是“生活”一个是“生存”,您如何看待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关系?

邵丽:

  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有些事情也不是作家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的。生存质量在杂志发表时的题目是《糖果》,呵呵。

  李金哲:《我的生活质量》中您依旧写了来自底层的人物王祈隆,把他置身于官场这样的环境下,却并没有按照“官场小说”的套路,书写官场里的某些规则,而是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官员的感情生活。这个角度十分新颖,当初您是如何考量的?据说,您的先生曾经从过政,这里面有他提供的生活素材和体验吗?

邵丽:

  当时真正的想法就是还原官场生活,其实中国的官场就是一个生活场,它不会独立于我们的生活现场。之所以有人把它神秘化,我觉得是臆想的成分多一些。我先生过去从政,作品里也有他的生活,更多是我官场朋友们的生活。我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的综合状态。

  李金哲:有些评论家把《我的生活质量》定义为“官场小说”,您如何看待这些贴标签的归类?对读者来辨识文学价值来讲,是有助于还是会阻碍?

邵丽:

  这样的标签我确实哭笑不得,但也不是很错,毕竟是写的官场人物,只是没有按官场的套路写。对不同的读者,可能产生的效果不一样。

  李金哲:在您的大多数作品中,男性为主人公很常见,却很少以女性为主角的。《我的生存质量》则以“我”这个有婆婆有丈夫有奶奶的名为“金地”的女性为叙述人。所以也有评论说这是您的自传式小说,您认同这种说法吗?以女性为主角,对身为女性的自己来说,是利于书写还是难于书写?

邵丽:

  其实一进入作品里,很难再有性别意识,因为故事会推着作家往前走。仅就这部《我的生存质量》而言,我觉得说是自传体小说也可以,毕竟有很多是我的生活,以及与我相关的生活。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看问题,应该很有利;但在全局的把握上,我个人的经验,觉得脱离开性别意识会更好。

  李金哲:迄今为止,您大多创作官场、农民、生活类题材的小说,现在不少同龄作家都在寻求转型或者换句话说,不再重复自己。在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您是否会有新的转向?是否会创作些其他类别,比如武侠、历史等的小说?对未来的写作有着怎样的期许?

邵丽:

  应该说从《我的生存质量》开始,我的写作已经在转型,在往家族历史方面转。我和我先生的家族历史都比较复杂,尤其是放在中国这个大的历史环境里,更有典型意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把它表达出来。还没完全想好,在抓紧收集相关资料,毕竟剩下的老人不多了,时不我待。

  李金哲:最近刚颁布诺贝尔文学奖,您是否也会去读诺奖作品,比如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莫言的《红高粱》,或者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作品?现在提倡读经典,您觉得中国有哪些作品可以称为经典作品?

邵丽:

  获诺奖的作品我基本都会读,这是职业习惯。中国的经典作品,当然是《红楼梦》《金瓶梅》,还有一部是《财主底儿女们》,这些都是被时间检验过的经典作品。

5 8090后活得都很自我,只活给自己看,几乎没有任何精神负担。他们是改变这个国家最有力的力量。

  李金哲:除了写小说,您还写诗歌、散文,如今已有两百万字的积累。在近期出版的《2015中国诗歌选》中收录了您的两首诗歌——《请别让我哭泣》和《致小女人》。同您在诗歌《无极》中所表达的爱情相似,这与您小说中的农民或是官场主题十分不同,是否为了避免重复与小说中相同的故事?您是怎么选择用诗歌还是用小说来表达的?

邵丽:

  诗歌所表达的感情更柔软,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小女人。而且,我更愿意是一个被情绪煽动的小女人。

  李金哲:如今正值中国新诗百年之际,您如何看待当下诗人们的创作,对自己未来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期待?这方面的精力会有什么样的分配?

邵丽:

  我不会特意写诗,因为精力和能力都不够。在中国文学发展方面,我觉得诗歌走的最快,也最好,跟世界水平最接近,这是小说和散文都比不了的。

  李金哲: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作家”身份的?尤其是女性作家在文学道路上有什么优势与不容易的地方?

邵丽:

  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跟上班族也差不了多少;女性作家在文学道路上可能更辛苦,因为她真正的职业是母亲和妻子。

  李金哲:如今您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您是如何看待脚下的这片土地的?中原自古是文化重地,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的作家们?他们所形成的文化气质和其他省份有哪些不同?您从老一辈作家身上继承了什么又突破了什么?

邵丽:

  中原文化厚重,有利也有弊。其利的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的把握和传承,可能更符合“天下”的视角,所以河南作家的作品多有家国情怀;其弊的一面是,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又处于内陆地区,农耕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思想观念还是相对比较保守。

  河南老一代作家的敬业精神和包容意识,是我学到的最有用的东西。河南的作家群,老中青都很团结,大家相互帮助相互促进,我觉得这是中原作家群得以快速成长的精神动能。

  李金哲: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而您的经历恰好说明了出名要尽快。从1999年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开始,仅仅用了8年时间就被文坛所熟知,成为“当红青年作家”。但如今时代不同了,碎片化的阅读与粗糙的网络小说,以及高颜值作者的青春文学受到热捧……出名靠的是各种名头,而不同以往是真正靠优秀的文本。对此您如何看待?

邵丽:

  我们那一代人,可能对出名没这么看重。相反的是,非常害怕出名,让一个作家抛头露面是非常难的。这可能与我们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观有关。现在也未必都是“出名靠的是各种名头,而不同以往是真正靠优秀的文本”,也有很多作家皓首穷经地刻苦地写作。可能是信息爆炸造成的信息屏蔽,这些真正的作家平时往往显露不出来。但我相信,最终他们会靠作品说话,站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上。

  李金哲:通常意义上来讲,传统文学特别注重精神内核,但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书往往没什么精神内核,更注重游戏精神。如果传统作家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作品,是不是就意味着会归入“死亡”的行列。作为一个对传统文学有自己坚持的作家,您对“传统文学死亡论”如何评价?那些坚持传统写作的作家,是否会有新的出路?

邵丽:

  “传统……死亡”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就有。一百多年过去了,传统不但没死,还活得更好。文学更是这样,真正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但是,即使最传统的东西,也要吸收新的营养,不断更新精神内涵,否则就是画地自牢,那它的死亡就是必然的。

  李金哲:在您的作品中有不少年轻人,他们历经坎坷,一直朝着向往的生活中走去。比如《第四十圈》中的齐光禄,他发奋读书,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走向仕途。《明惠的圣诞》也是一个考大学没考上的小姑娘,外出打工,想要努力实现自己想过的生活。这和当下的8090后青年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您出生于60年代,正是这个群体的父母辈,平日里您和他们交流多吗?怎样看待他们的处境,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话?

邵丽:

  在我的作品《我的生存质量》里,对您的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我们这一代人,既背负着上辈人的包袱,也背着下辈人的包袱,是最放不开的一代,所以总是忧心忡忡。而我的下一代,也即所谓的8090后,他们活得都很自我,只活给自己看,几乎没有任何精神负担。我跟这些孩子们交流还算多,也慢慢理解了他们。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国家的希望也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契约精神、自律意识和对自由和光明的追逐,是改变这个国家最有力的力量。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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