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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态与绿色写作——郭文斌散文的价值旨趣

发布时间:2021-10-09 来源于:《扬子江文学评论》 | 王兆胜 作者: 点击数:
关键词:郭文斌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与文学自觉不自觉受制于两个维度的价值:“物化”和“强力”。前者更强调物质、功利、技术,后者偏于智力、蛮力、暴力,从而导致对于人、事、物的认知偏向,以及价值观的失范与失衡。就散文写作而言,目前,缺乏基本道德伦理底线和审美品质的作品不在少数,靠一己欲望进行夸张、暴力、虚假的书写的写作者也屡见不鲜;真正有精神高度、生态意识、高尚审美趣味的作家作品却并不太多。如山洪暴发挟带着泥沙碎石将理智的堤坝冲垮,散文写作生态受到破坏,也充满危险与危机。郭文斌散文追求的是精神生态和绿色写作,是当下散文的一道亮丽景观。可惜的是,其散文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时还面临被误读的可能。[1]这必然导致与研究对象的隔膜与疏离。

一、从平常物事到心灵净化

散文的跨文体写作特别是新散文的提出,为传统散文打开了视野,这在选题、主旨、叙述和语言上都有明显突破。如小说的故事性虚构、诗歌的夸张、电影蒙太奇等元素的加入,使散文具有复调性质;但是,这也带来远离散文真实性、文体本性、过于虚幻的不足。特别是争奇斗艳式的自我个性表达,使散文受到某种程度的污染。换言之,从生态角度看,如今的不少散文过于停留在外在化的热闹,吸引眼球的猎奇,以及失去分寸感的欲望表达,少有能从素朴自然走进内心世界的净化之美。在这方面,郭文斌散文值得给予足够重视。他说过:“我觉得我们不但应该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自然,更应该保护心灵。”[2]

郭文斌散文主要写身边的日常生活常事、小事、琐事,这包括自身的,也有家庭社会的,还有历史传统的;然而,所有这些都指向精神与心灵,也有了哲学底蕴和文化智慧,还闪烁着诗意的灵光。这与那些外在化的炫目夸张散文形成鲜明对照。像一个素面朝天的女性,郭文斌散文不假装饰、真诚无欺、自然天成,有着内在的精神气质。《腊月,怀念一种花》写的不是过年时的物质享受“吃”与“穿”,而是大年三十晚上父亲剪贴窗花。为此,郭文斌写道:“腊月,在故乡,曾经是一种花盛开的季节。多年来我一直回味着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发生的情景,当我们父子第一次将一种幽闭多年的鲜花复活于窗格子里时,院子里一下子拥满了人,至今我仍难以描绘人们被一种美惊吓的样子。”作者还写道:“父亲将喜鹊在窗格子里比画了一下,我的小小的心里就咯吧响了一声,我被一种搭配震惊了。”“我的心灵经受着一种难言的情绪的‘袭击’,我想仅仅用激动和感动是无法概括的。现在想来,父亲不单单是挽救了一种美。”在此,作者只通过一种窗户剪纸花,打开了严冬中农家的窗户,给贫困带来美好的希望,擦亮了农民特别是幼年“我”的心灵世界,也让难以言说的自信心与满足感为过年增了光、加了彩。《守岁》写中国人在除夕夜的“守”,这个在现代文化中被误读乃至被渐渐抛弃的字眼,在郭文斌笔下则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传承。作品写道:“守岁显然是一种象征。古人特意拿出这个带有交接意味神圣意味甚至基因意味的夜晚,让我们打量被平时忽略的时间。换句话说,守岁,就是让我们进入时间,因为只有进入时间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幸福,或者说进入真正的幸福。”当然,这“无疑是给灵魂松绑的最好方式”。基于此,作者还认为:“守,首先是守着一份怀念,对恩情的怀念;守,同时还是守着一份敬畏,对时间的敬畏;守,当然还是守着一份感恩,对造化的感恩。”郭文斌还通过《静是一种回家的方式》《给是天地精神》《愿人人都能顺利返乡》等散文,借“回家”“给”“返乡”等日常生活语词与叙事,寄寓一种生命、精神、心灵的安顿与闪耀,从而达到具有哲学意义的觉悟、从容与安详。所以,他在《给是天地精神》中,对于现实欲望的膨胀进行鞭笞,希望获得一种来自本原的精神性,并倡导说:“没有山水精神的人格是残缺的,没有日月精神的人格同样是残缺的人格。”这是一种通过“形而下”上升为“形而上”意义的提纯、升华、超越性意向,也是一种身心的脱胎换骨。

在郭文斌散文中最常用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心”,这既是由物质世界向精神世界过渡的通道,也是内化孕育和转换的温床,还是洗礼、纯化、升华的关键。在《红色中秋》中,郭文斌写中秋献祭月亮的习俗:将切开的西瓜莲花盛开般置于盘中,献给月亮。于是,作品有这样的描写:“哥将‘莲花’端出来,放在炕桌上。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月光一线一线往炕桌这边移。这时,我发现鲜艳的西瓜水在悄悄地往盘里淌,我有点忍无可忍了。然而神秘的东西实在太强大了,在月亮玉口未开之前,我的心里没有丝毫邪念,我敢发誓我的心里一片忠贞一片美丽。我们静静地看着月亮沿着炕桌腿不紧不慢地接近西瓜,心里有种无比宁静的激情在奔流。”这段话写的虽是物事——中国传统的习俗,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礼仪,但却在“我”心中,充满虔敬、宁静、美好、神圣,是纯然一片的心灵洗礼与精神升华。郭文斌还处处用“心”,在散文中充满关于“心”的表达,这包括“心灵”“心田”“心态”“心神”“心量”“心境”“心气”“心情”“得失心”“世道人心”等。其中,既有“心生”“起心动念”“心中一震”“心里一惊一惊”“触目惊心”“揪心”这样的心中之动,更有关于心灵的开悟与幻化,如“平心而论”“耐心”“开心”“心量”“了悟于心”“心平方能气和”“文字养心”“滋润人心”“父母心肠”“三心(感恩心、敬畏心、慈悲心)”“孝心”等。所有这些“心”,都指向不被污染的宁静、从容、和谐、美满、安详、快乐、幸福,即那个干干净净的“初心”与“原心”。郭文斌在《从假象里出来》中说:“孝心即天心,动孝心即打开天力之开关。”他还在本文中将“心”放大,集“心”之大成,对于“心”可谓颇多心会,他写道:

生命是个同心圆,最核心层为本体,它同时是真我、真心、真能,围绕着它的是高能量,表现为喜悦、永恒、圆满、能生,换一个角度看,是无痛苦、无烦恼、无生死、无缺少、无动摇、无求、无控制、无杀机、无占有,等等;再换一个角度看,是常清净心,无思无虑心。如果把它视为树干,它的枝是爱心、细心、安心、诚心、耐心、信心、敬心、畏心、廉心、耻心,等等,花叶是温暖、善良、崇高,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等……又一天,觉得生命是一个翻转片,正面为阳,背面为阴,阳为善,阴为恶,中间是本体。掌握这个翻转片的,当是本体。沿着这个思维,觉得生命还可作内外解,核心层是真我,外面为习我;还要作净染解,净我为真我,染我为习我……去执著,从绑中解脱,回到松体,松是通道;去分别,从小中解脱,回到大体,大是能到一切;去妄想,从动中解脱,回到定体,定是回到核心……既然灵魂是灵性大海中出来的浪花,说明它本身也是灵性,只是被污染了,被念头和念头的果所污染,除去这些污染,浪花的品质等同大海,因此,悟为本性,迷是灵魂,应表达为未染时为本性,染为灵魂,污染水净化后即为纯净水。

郭文斌还在《文学最终要回到心跳的速度——答姜广平先生问》中,这样表达自己对于“心”以及“心与文学”关系的理性认知:“古人讲,境由心造,相由心生,在我看来,心也是由境造,心也由相生,当然我这样讲有些大逆不道,我只是想说,强大的环境是可以影响心灵的,一个人面对镜子久了,就会把镜子视为自己。”“文学最终要回到心跳的速度,因为那是‘感动’的速度,感动只有在心灵同频共振的时候才能发生。”这种心学观就不只是一种文学观,还有人生观和生命观。有学者这样强调“心”力:“我强调写作的个人情怀,就是要召唤一颗广大、敏锐的心——唯有心觉醒了,作家才能了悟写作的根本意义,才不会在消费主义的喧嚣中丧失必要的道德关切。”[3]这看法也同样适合理解郭文斌散文。

在《如莲的心事》中,郭文斌以精神生态理念和绿色写作姿态对作家提出严格要求,也对当下文坛作家的歧途异化表达强烈不满。他提出:“为欲望写作的人肯定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懂得读者内在的需求是什么,不懂得生命最需要的那眼泉水是什么。”“我固执地认为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被污染的过程,只不过有些人能够通过污染超越污染,有些人则不能。而写作应该是一个反污染的过程,一个接近生命本意的过程。”“一个人只有具足了人格,才能有资格以作家的名义去下种,去播下心灵的种子,美的种子,才能把人带到人道里。”在《文学的祝福性》中,郭文斌以生态环保意识作为好书与坏书的衡量标准,他说:“一本书让人读完,就有孝敬的冲动、尊师的冲动、节约的冲动、环保的冲动、感恩的冲动、爱的冲动,无疑是好书,相反,自然是坏书。”在《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和《素食伦理》中,郭文斌坦承“素朴”本身就是人生与写作之“道”,也是生命的真相,他认为:“当你发现幸福原来就在五常十义里,甚至在一餐一饮里、一草一木里,你的心里该是一种如何的震撼。”“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细心,就会发现一杯白开水也是非常香甜的,甚至它的香甜程度超过饮料;白米饭也是非常可口的,甚至它的可口程度超过大鱼大肉。”郭文斌还对“欲望至上”进行批评,在《大山行孝记》中,他不仅写了儿子郭大山行孝,还写儿子的俭朴自律,有时甚至到了苛求自己和吝啬的地步,这是儿子有生态意识的突出表现。在《常识的价值》中,郭文斌还说:“最大的危险是一个人的放浪,所有的失败者都是被自己心中的浪头打翻的。”如结合“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爱情至上、欲望泛滥、道德伦理失范等弊端,郭文斌无疑在倡导一种精神清洁与心灵环保,这对当下散文以至于整个文学创作是有纠偏作用的。

郭文斌散文有一种神圣感、精神性、审美性,充满积极进取的正能量和雅量从容的自然而然,从而突破了物欲的世俗世界,也超越了智力和暴力的写作。他在《好散文当是生命必需品》中表示:“好散文当需无菌作业……当我自己还很假时,大概写不出真正真的文字,而一种文字如果真不起来,是不可能真正打动读者的……好的散文当有改造力。近年来,我收集到了大量正能量的文字改变读者命运的案例……古人所讲的祝福不单单是一种形式……我们要让散文真正繁荣起来,散文本身是重要,但写作者的价值观可能更重要……因此,我们的崇高感提高一分,慈悲感提高一分,喜悦感提高一分,也许会多赢得成千上万的读者。”值得强调的是,郭文斌散文的精神生态与绿色写作都是通过习以为常的凡人小事表现出来的。这是以心灵的洗礼与精神的净洁为目的的清雅诗学、柔性美学、智慧哲学,它犹如山涧清泉般在读者心中潺潺地流淌。

二、从一己之情到博爱仁慈

中国人最重一个“情”字,所以有“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4]的说法。在文学的四大门类中,散文以“真情”动人,所以抒情散文一直占据散文的要津。林非将“真情”视为散文的生命线;季羡林则进而强调,不只是抒情散文,就是一般的散文甚至是说理文也离不开“真情”。[5]郭文斌散文以“情”“深情”动人,特别是其间所表现出的博大的仁慈,将其散文提升到天地情怀,这是一种一般人难以达到的精神高度,也是一种充满自然生态的绿色写作。

个我、小我与私爱是所有爱的源头,也是私情、真情、深情的发源地,失于此的所谓大爱都容易陷入空洞。郭文斌散文中的一己之情特别突出动人,有感人肺腑和感动天地的力量,这是抒情散文的魅力所在。《布底鞋》《一片荞地》都是写母爱的,是写一个母亲眼中的儿子和一个儿子心里的母亲的。郭文斌透过母亲为全家人纳鞋底看到母爱的分量,他说:“以后,我上学了,每晚,母亲在操劳完家务后,就坐在或读书或写字的我的身边纳起来。不时看看我,将满心的希冀纳成慈祥而又温暖的歌,纳成一条清凉而又温柔的溪流,承载着我,鼓励着我,给我意志,给我力量,洗去不时向我袭来的倦意,抚平不时向我挑衅的浮躁。”在关于母爱的叙述中,作者有一种会心的感动与含容,这只有在母子间才能真正被理解。当穿上新鞋上学时,作为儿子的“我”突然发现“那白色的鞋底上沾满了鲜血”,于是“怔住了”,也变得“触目惊心”,其间有母亲多少辛苦与血泪。郭文斌还写过一段母子对话,表达母子连心的深沉力量。他说:“那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和娘在荞地拔野燕麦。看到眼前灯海一样的荞花,我问娘,荞麦是粮食吗?娘说,是啊。我说,我怎么觉得它不是粮食。娘看着我笑笑说,那你说它是啥?我说,它是娘。娘怔了一下,蹲下来,放下手中的燕麦,捧住我的脸一个劲地看。我就在娘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片荞地。”这样的叙述与对话充满温情、挚爱,更有一种难言的母子深情在心间流动,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就在娘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片荞地”,多么清纯的眸子和情感世界啊!作品写到母亲之死,以及“我”的悲情,一句“当众人将娘的棺材吊下那个深坑里去时,我觉得无法忍受,我觉得拖着棺材的不是绳子,而是我的肠子”,将丧母的肝肠寸断写了出来。作者还在母亲去世后,打了个比喻:“太阳落山时,我和哥去给娘打灯笼。往坟地走时,我蓦然觉得那不是坟地,而是一个家,我仿佛能够看见娘就在那里忙着,叮叮当当地,等着我们回去。”这一细节将伟大的母爱镌刻出来,使读者永难忘怀。《儿子如书》和《大山行孝记》是写儿子的,写儿子的孝,那种人们难以企及的孝心,从处处为父母和爷爷奶奶着想,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可见新一代年轻人的可贵品质,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发扬光大,也是家庭之爱的颂歌。

不过,如果仅仅停留于亲情,散文写得再动人也难以达到高尚境界,更不容易成为精神的高标和天地的绝唱。郭文斌散文更值得关注的是突破一己之情,对非亲情的博大仁慈。《永远的堡子》既写亲情,也写妯娌之情,还写“我们弟兄”与伯母的感情,这是一个突破家庭矛盾和充满大爱的叙事,在当前乃至中国新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因为伯母不能生养,奶奶临终时留下一句让父母善待哥嫂的话,于是,“我”的母亲就像以往侍奉婆婆一样,不辞劳苦、真诚友善、甘处下位地对待嫂子。直到长媳进门,母亲仍不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角色:是当婆婆,还是继续给“我”的嫂子当“媳妇”?问题的关键是,这家人特别是妯娌之间关系融洽,和睦友善,不分彼此。反过来,伯母对弟媳也是一团和气,对“我们弟兄”一直视为己出,爱护有加。作者写道:“说起来大概人们有点难以相信,我在十几岁了还不知道到底谁是我的亲生父母。通常我是管伯父伯母叫‘爹’‘娘’,管父母叫‘大’‘妈’,并且觉得‘爹’‘娘’要比‘大’‘妈’亲得多。因为他们总和优待有关,和救护有关,往往是他们将我们从父母的鞭笞中搭救出来。所以,我们弟兄差不多是伯父伯母怀里睡大的。及至到了三弟,伯母的母性简直达到极致,没有满月更多时间就在伯母怀里……”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妯娌、“我们弟兄”与伯母之间,竟然流动着一条纯真的爱河,这是博大的爱的显现,是对人性善的保护以及人性恶的清洁。

郭文斌散文的“大爱”还被施于同学、师生甚至互不相识的普通人,这对改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仇视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在《大山行孝记》中,郭文斌这样描述:“2012年春节,他又给妈妈说,借给同学×××的那一万元,咱们就不要了吧,一万元对我们不算少,但没有也能过得去,可对×××来说,却是一个大数字。这次我就不单单是惭愧了,而是觉得有一种力量拽着我的衣领,硬是把我带到一个开阔地带……就让妻子告诉儿子,我们不但同意他的意见,而且欣赏他的做法。”作者又写道:“实习结束时,儿子又给我出了一道考题,问我能不能给他的每位学生送一本我的《< 弟子规> 到底说什么》。我问一共多少人。他说大概五百人,如果算上另外一位实习老师的学生,大约八百人。我想了想,这等于把这本书的稿费全部捐赠了,心里多少有些不忍,但表面上还是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他鼓励我说,老爸这次表现不错啊,有些真放下的样子。”作者接着说道:“在儿子的鞭策下,我把刚刚出版的散文集《守岁》、随笔集《寻找安详》修订版的首印版税全部折合成书,捐了出去,包括第三次重印长篇小说《农历》,直捐到出版社无书可供,这一次我真正体会到了一点放下的感觉。但我深知,离真正的放下,还远着呢。”一面写儿子郭大山的博爱,一面写自己受儿子影响所做的提升;一面写自己在捐献时的不忍与局限,一面写在给予时的超越性与满足感。特别是郭大山一面是对自己朴素自律,一面是关爱理解他人的慷慨大方,两相比较以及与作为作者的父亲比较,一下子将一个大学生内心生发出来的博大情怀衬托出来。这是一股清风,也是一贴清凉剂,还是一瓶去污剂,对当下社会、文化、文学、散文生态,具有点醒、提振作用。在不少人特别是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追求森林法则、自我个性与欲望的无限膨胀时,郭文斌散文是有博大情怀的,也是一种有生态意识的绿色写作,其境界品位值得给予充分肯定和阐扬。也是在此意义上,郭文斌在《给是天地精神》中表示:“当我们尝试着把能拿出来的那份财物给更需要的人,一段时间之后,对财物的占有欲就降低了。”“通过把自我认同的财富、力气、智慧给予他人,我们的心量就打开了,扩大了,结果必然是:焦虑消失,安详到来。”“在给别人的过程中,我们有了力量感,还有包容感、温暖感。这时,我们就懂得了什么叫‘量大福大’。事实上,‘量大’也会‘力大’。也才知道,真正的力量是与我们的心量对应匹配的,这大概就是古人讲的大则势至吧。”由此可见,将爱施加于非亲非故,特别是那些与己无关的人,一个人的心量才足够大,爱也足够多,郭文斌在此获得了觉悟,也有所实践和推行。

郭文斌散文对于万事万物还有同情之理解,于是形成更加博大的天地情怀。一般来说,对人和有生命的动物多情施爱,往往是可以理解的;但对那些生命感不强甚至没生命的无机物赋予真情,却不易做到。郭文斌在《清明不是节日》中说:“瓜和豆醒了,开始了它们新一轮的生命旅程。”在《想起了旧房子》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旧房子的留恋,文末说:“从梦中醒来,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异样,我陡地想起旧房子,现在,皎洁的月光一定从那扇纱窗里照了进去,同往日一样,却没有人。我的眼里就有一种液体悄悄地爬出来。”这不只是怀旧,也是温情与仁慈,是蕴于一个有人情味和知道感恩的人心中的悲悯。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这些游子不知搬过多少次家,但有几人在急不可待搬进新居时,还放不下那个曾给我们欢乐与痛苦的旧屋?不要说旧房子,就是旧友、老妻、父母,我们现代人在抛弃他们时又有多少不忍、不舍与留恋?包括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等人在内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以追爱名义移情别恋而不顾发妻旧情者多得是。在郭文斌散文中,则常让我们看到温情暖意,它不仅表现在人情世态,还给予那些老房子等旧物。郭文斌在《点灯时分》中,写到为各种事物送灯的习俗,他说,“每人每屋每物,都要有的,包括牛鸡狗、石磨、水井、耕犁等。让人觉得天地间的所有物什连同呼出的气都带有一种灵性”。在《给是天地精神》中,郭文斌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全是种子,心里就打过一个闪电。想起每次用夹子捏核桃,我都有一种强烈罪恶感,一个那么完好的世界,却让我们咔嚓捏破。一颗土豆是一个世界,一粒玉米是一个世界,一只苹果也是一个世界,每天,有多少个‘世界’到了我们的胃里。而它们,是种子。这些种子如果到了田野,将是一个无法估量的生机。再想,它们是用一生的光阴来供养我们,更是让人惊心动魄了。”如此心怀感恩和仁慈地对待万物,这样的散文作家在现在不能说没有,但却是难得的,也是极为珍贵的。

情感是衡量散文家在内的所有作家的一面镜子。这包括情感的有无、多寡、深浅、表里,也包括施加于人还是万物,以及如何给予。郭文斌散文情深意长,它从“个我”开始,一直扩展到更为广大的世界,以至于天地宇宙,于是使自己的真诚变得无远弗届,兼及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与诸多暴力写作不同,郭文斌散文有细腻的温情,更有大爱博爱的天地情怀,所以才能感动世道人心,进入心灵世界,拨动灵魂的琴键,给人以知音之感。在《给是天地精神》中,郭文斌概括说:“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小’造成的,宇宙、苍生、人类、国家、家族、家、小家、本我、大我、小我,层层剥离,逐次成‘小’。为了捍卫这个‘小’,焦虑产生了,痛苦产生了。”这也是作者有天地情怀的最好注释。

三、从悬念惊奇到均衡平和

一般人可能认为,郭文斌散文比较平,说理性强,观念表达多,缺乏动感曲折,尤其少有拍案惊奇和神秘感。这只看到一个方面,因为不少作品有这样的特点,哲理性与哲学化常容易成为作家的叙述内容和表达方式。不过,全面细读郭文斌散文就会发现,郭文斌散文也有悬念惊奇,更有一个关系结构的张力效果和平衡感。这在动与静、曲与直、险与夷、奇与偶、变与常、虚与实、得与失、明与暗、浓与淡、艳与素等的辩证关系中获得一种和谐均衡。梁实秋说:“散文之美,在于其适当。”[6]林语堂认为,他为文有个特点也算秘诀,即“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亟须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7]郭文斌散文一面是惊奇,一面是消解这种险情的平衡能力。

一是故事之奇,它带领作者与读者进入生命的感悟,然后则进入一种彻悟与宁定。郭文斌在《点灯时分》中写弟弟的一个巧合:在元宵夜,可爱的小弟弟点起自己那盏灯。然而,一股风突然进来将它吹灭了,于是弟弟又点,风又将它吹灭,弟弟再点。“可是弟弟手中的火柴最终没有抗拒过风,七个月后,可怜的弟弟死于痢疾。”基于此,作者感叹:“十几年过去了,死别的悲痛渐淡,生命的感伤更浓。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弟弟还活着,他该走过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我甚至想,是聪明的弟弟耍了一个花招,将生命中的许多艰辛一下子甩开了。”这是一个极富巧合又有奇变的真实故事,然而作者却从中找到了平衡点,即对生命的感悟与参透,以“弟弟耍了一个花招”将“生命中的许多艰辛一下子甩开”,这看似一种自欺和虚妄,也是自我解脱的法门。作者接着说:“再后来,我想,弟弟正是用他的‘去’,保全了他的宁静。”“而我们就不能披拨红尘,于纷繁中守持那个宁静吗?倘若能够,那不更为上乘之功?”这是进一步开悟与心会。作者还说:“我们的失守,正是因为将自己交给了自我的风,正是因为离开生命的真朴太远了,离开那盏泊在宁静中的大善大美的生命之灯太远了,离开那个最真实的‘在’太远了。”最后,作者说出这样的话:“灯,又何尝是风能吹得灭的。”这是得道之语,是体悟了生命真谛后的豁然开朗与大彻大悟。既然生命之灯的关键在于宁静的“心灯”,那么,外在世界的风又有何惧哉?如真有天风吹灭心灯,那不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吗?由此可见,在郭文斌的弟弟近于神奇的故事中,其实包含了参透生死与生命的大智慧,即不是在恐惧中焦虑,而是获得人生的真正的清醒与宁静。

二是含糊中的清明,它透过理性、思想的坚壁进入悟性和智慧,有拨云见日之感。在许多散文中,理性与思想被视为最难得的,所以常用深刻的思想高度肯定赞扬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一本《野草》被视为现代思想的瑰宝,鲁迅也被称为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不过,有时人们容易被理性和思想遮蔽,从而失去智慧的光芒。郭文斌当然不否定思想的意义,却认为还有比思想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在《我的大年我的洞房》中表示:“报纸已经贴好,年的味道再次扑面而来,那是一种被阻止了的光,或者说是一种被减速之后的光。恍然大悟,原来年的味道就是停下来的味道。……我的胡思乱想被窗外的一声炮响打断,好一阵懊悔,多少年神秘在心里的一种美好,一种鸡蛋清一样漾在心里的美好,满月一样圆在心里的美好被刚才的胡思乱想划破了。从未有过地觉得思想这东西的坏。‘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才觉得这话说得真是好。就用一把想象的大扫帚把这些胡思乱想从心里扫去,连同懊悔。”在此,胡思乱想当然不能等同于思想(特别是深刻的思想),但作者显然“觉得思想这东西的坏”,更看重“停下来”,细细品味年的味道,一种内心的宁静与美好。这就具有了哲学意味,也有了智慧的闪现。因为只有在这一情境中,才能将包括胡思乱想的思想过滤掉。从这一角度看,鲁迅《野草》的《题辞》中,首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8]也就有了新意,是超越所谓深刻思想的“空隙”与“交叉点”,一个相对静止的所在。就如同中国太极图中黑白、阴阳相交的核心点,它在动中有静,那是天地间的“大静”。

三是叙述的巧妙,它是形神兼备的艺术表达,令阅读变成类似走钢丝的高超平衡表演。在《我的大年我的洞房》中,郭文斌写父亲三十年前到供销社打油的场景:“父亲带着我,站在那个比我还高的大油桶前,把带嘴的油壶放在木板柜台上,那个穿蓝卡其制服的漂亮的女售货员用一个竹竿舀子,把油从油桶里提上来,往油壶里倒。父亲拿出布做的钱包,把几角钱错来错去,艰难地做着是否还要第二提的决定。我仰起头来,看着父亲的眼睛,父亲的眼里是一万个铁梅。最终,女售货员悬在空中的那提煤油一路欢歌进了我家的油壶。父亲说,就是再穷,腊月三十晚上每个屋里的灯都是要亮着的。”在这一叙述中,父亲、女售货员、我、油桶、油壶、竹竿舀子、蓝卡制服、理解的笑、眼睛、错来错去的几角钱、一路欢歌进入油壶的煤油,都在同一舞台以瞬间形式上演,形成一种动态的复调叙事,甚至还有“我仰起头来,看着父亲的眼睛,父亲的眼里是一万个铁梅”这一意象,所产生的镜中镜、象中象、意中意,令人叹为观止。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悬念与叉口都因父亲最后一句“再穷,腊月三十晚上每个屋里的灯都是要亮着的”而归于平稳落实。像看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突然被徐徐拉上由丝绸和鹅绒做成的帷幕,内心一下子归于平静安宁。

四是语言的奇妙,它被清透的白描化解于无形,产生礼花在天空一爆的绽放感。郭文斌散文的语言以平实白描为主,但也有摇曳生姿和变幻莫测的艺术表达,从而形成一种“爆裂”感,令人惊诧和恍惚。不过,这种语言并不走向晦涩艰深,更不进入不着边际的意识流,而是如天上飞机般最后获得一种平稳的着地感。在《红色中秋》中,郭文斌写道:“倒西瓜皮时,我猛然发现,中秋的月亮原来就是一半拦腰切开的西瓜,那么红那么红,那么冰凉那么冰凉。” 在《腊月,也是一种花》中,郭文斌有这样的句子:“农村的窗格子如同现在的格子田,老百姓通过它看山看水看风看雨,窗花贴上的时候,山也好水也好风也好雨也好,都是花。”在《点灯时分》中,郭文斌说:“用老人们的说法,这正月十五的灯盏,很有一点儿神的味道。一旦点燃,则需真心守护,不得轻慢。就默默地守着,看一盏灯苗在静静地赶它的路,看一星灯花渐渐地结在灯捻上,心如平湖,神如止水,整个生命沉浸在一种无言的幸福中、喜悦中、感动中。渐渐地,觉得自己像一朵花一样轻轻地轻轻地绽开。”这样的文字很有张力,有的甚至相当乍眼,充满刺激性和斑斓感;然而,它们又仿佛被作者以神力控制住,因此没有一味儿地划开,更没有划破或炸开,导致情感外流、力量外泄、生命外失。如作者将中秋月比成“拦腰切开的西瓜”,在“那么红那么红”中又因“那么冰凉那么冰凉”归于平淡冷静;将农村的窗格儿比成格字田,几个“看”和“好”连用,以“都是花”收住,既有动态美,又有静态美,复迭沓起的语序和节奏像轻歌妙曼的舞蹈,有一种难言的欢欣鼓舞;正月十五被点燃的灯,更多了象征意义,也有了生命的跳跃,还有了神的味道,因此充满不安定和神秘,但作者在真心守护中,心平如湖、神如止水,从而获得了喜悦与幸福。作者用“觉得自己像一朵花一样轻轻地轻轻地绽开”作结,更是动静结合、会心微笑、大道藏身的象征。读这样的文字,有拈花微笑的智慧闪现,让人想到“云在蓝天水在瓶”的意境。郭文斌自己曾在《如莲的心事》中说:“曾经喜欢‘不平常’的文字,但是很快就发现‘平常’才是‘不平常’。作为一个作家,需要时刻检点自己的文字,收敛我们放纵的习气、卖弄的习气。要使自己手中的笔具足方便之德。现在,我们有些文字太不方便,让别人读起来吃力不说,更重要的是污染、带坏人,那种文字肯定来自不方便的心灵。在做人上,方便别人是一种美德,在作文上,可能是一种美学。”“当我们看安详的文字,就心平,而只有心平才能气和。”“在我看来,文字就是大米,大米养身,文字养心。”从此意义上说,郭文斌散文的文字是有讲究的,是“放”中“收”、“动”中“静”、“方”中“圆”、“实”中“虚”、“阳”中“阴”、“变”中“常”,有一种艺术的辩证法。

郭文斌散文是当下散文的一股清流,它以身为舟、以心为桨、以慧为帆,淌过那些被污染的河道,进入汹涌澎湃的江河大海,向湛蓝的天际进发。在郭文斌散文中,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追求、心灵淘养、审美的灵光、智慧的闪现,是没被污染或出淤泥而不染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郭文斌在《如莲的心事》中有这样的话:“莲是花里面的行者,它是一种会修行的花。它生在污泥当中,长在污泥当中,却能够保持自己的高洁。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如何打扫它心里的污泥浊水的,如何保护它的身口意的。对于莲来说,能够在污泥中完成它的生长、绽放、盛开,已经足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将郭文斌散文看成那片修行的莲,郭文斌本人就是那根藏身于污泥中的温润的白藕吧?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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