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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矜的仁者与务实的改革者——论田福军

发布时间:2021-11-21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路遥

内容提要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叙述农村青年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坚韧奋斗的小说,也是一部叙述改革者如何排除阻难推进农村生产模式转换的小说。如果说,孙少平是西西弗一样意志坚韧的奋斗者,那么,田福军就是一个充满勇气和热情的改革者。仁爱和同情心是田福军稳定的心情态度,而务实精神和敢讲真话则是他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因为富有同情心,所以他是忧虑的,会为农民的贫穷和不幸而痛苦,会把改变农民的生存境遇当作头等大事;因为具有务实精神,具有认知上的客观倾向,所以他尊重事实,喜欢用精确的数字来说明真相和自己的观点,来为自己的改革工作提供可靠的方案和路向。田福军是路遥笔下堪称优秀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

田福军 仁爱 忧虑 改革 务实精神 数字

在各类人物形象中,干部形象也许是最难刻画的。这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但也是靠着信念和原则生活的人。按照崇高的信念和严格的原则,他们不仅必须严于律己,最大限度地放弃自我,束缚自己的个性,克服欲望对自己的奴役和权力对自己的腐化,而且,还要有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和安排的意识,甚至要有随时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的准备。为了伟大的理想,他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自视欿然,不断改造自己,让自己本着“专门利人”的无私精神,按照“毫不利己”的无我原则,始终如一地、正确而高尚地生活。就此而言,每一个干部所代表的,首先不是他个人,而是远比个人重要的东西。如此一来,在塑造干部形象的时候,作家就要格外谨慎和认真。他必须把正确性当作第一原则,把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放在真实效果和美学效果之上。在这样的要求下,戏谑和讽刺就成了一种美学禁忌。任何针对干部的含着讽意的修辞和描写,都可能引发文学之外的反应和压力,从而被定性为严重的冒渎行为。

然而,小说艺术的第一原则,不是别的,而是体现着复杂性和说服力的真实原则。一切过于简单和苍白的东西,都不适合进入小说的世界;一切性格和心理结构过于单一的人,也不适合成为小说中的人物。将一个人当作小说人物来塑造,就等于首先把他从某种抽象的身份中剥离出来,进而将他还原为有个性、有血肉的真实而复杂的人。这就意味着,在塑造干部形象的时候,首先要把他当作一个具有人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来看待。他有自己的个性,有属于人的爱和恨、幸福和痛苦,以及对于生的渴望和对于死的恐惧。他应该是果戈里笔下的阿卡基·巴什马奇金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他应该有《暴风雨》中普洛士帕罗的理性和宽容,以及米兰达的纯洁和善良,但也可能有《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疯狂的野心,以及麦克白的精神痛苦和可怕的噩梦。

在路遥的小说中,干部形象已经不再那么僵硬和单一。有的不太那么正派,如《人生》中的马占胜;有的则表现出对权力的恋栈和热爱,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张有智和田福堂等人;有的则是简单意义上的好干部,如《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人生》中高加林的叔叔高玉智和《平凡的世界》中的乔伯年等。路遥也写权力斗争,但总是流于表面化,很少触及人性与权力的本质。他喜欢用和谐与肯定的方式来塑造干部形象。所以,无论是在《人生》里,还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你都很少看到被尖锐讽刺和彻底否定的干部形象。即便那些因为时代原因而干过坏事的官员,路遥最终也要把他写成好人。就连那个几乎可以被称为酷吏的周文龙,最后都改邪归正,成长为合格的好干部。为了提拔曾经搞过“极左”的周文龙,田福军这样说服张有智:“……‘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用还是要用的。”1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见路遥为自己那一代人误入歧途辩护的潜在目的,看见他对“文革”后严苛处理“三种人”的含着“别论”的微意2,但也可以看见他在干部形象塑造上和谐的美学意识和肯定性的叙事原则。

在塑造干部形象的时候,如何以热情而积极的方式,塑造出真实而优秀的理想人物,是路遥特别关心的问题。田福军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在众多的干部形象中,他崷崪高耸,踔厉风发,别是一样人物。毛姆说:“小说家由自己私人的世界营造出一个公共的世界,并赋予他想象出来的人物以他本人所特有的感性以及思考和情感的力量。”3一个能在“公共的世界”代表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的人物,不会是龊龊无足数的平庸人物,而是一个在德性和能力方面都达到较高境界的优秀人物。在田福军身上,人们就可以看见很可宝贵的品质:正直,善良,务实,有人情味。他的内心有朴素的“民为重”或“民生为重”的观念,所以,他能走进大地的褶皱里,看见底层人可怕的困境和哀苦的表情。对家乡的土地,对那些在大地上劳作的下苦人,他都怀着很深的情感。

就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效果来看,田福军的心理层次和人性结构有点单一,他的深层意识也没有得到深入的挖掘和充分的描写,总体上给人一种平面化的印象。复杂性和深刻性是评价塑造人物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只有深刻地描写复杂人性的文学,才能帮助人们认识人性的本质。美国政治理论家朱迪丝·N.施克莱认为,“作为一类历史作品的传记往往缺乏心理上的说服力”4,因而,为了在某个时刻或某个人物身上发现恶的本质,“我们必须仰赖文学”5。司马迁就属于极为少见的具有小说家天赋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人物传记不仅具有小说的魅力,还包含着“心理上的说服力”。清人吴见思高度评价了司马迁在描写人物心理上的伟大才能:“写公孙曲学阿世,狙诈隐恶,如秦廷之镜,直见其肺肝,恐公孙自为,亦不能透尽如此。”6事实上,在《史记》里,这种可以使读者“直见其肺肝”的人物,不只平津侯公孙弘一个,实可谓比比皆是。司马迁的历两千年而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可与任何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相媲美。司马迁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善于塑造人物形象的大师。

那么,作为一个小说人物,田福军为什么又值得注意和分析呢?他的价值不在艺术性,而在伦理性。他之所以吸引人,之所以显得优秀,并不因为他有复杂的性格特点和丰富的心理内容,而是因为他是善良和仁慈的,是因为他极大地克服了善良与权力之间的相逆性,有一腔推己及人的同情心和民胞物与的怜悯心。在他身上,你几乎看不到权力的无情、任性和傲慢。正是通过对田福军形象的塑造,路遥表达了自己对好干部的理解,对1980年代改革开放精神的肯定和赞扬。

一、人情味与尊重人:一个有教养的官员

权力从来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意味着责任和牺牲,也意味着荣誉和利益。在异常的政治生态中,权力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就像罗素所指出的那样:“有了统治,必然就有权力不平等的现象;权力最大的人就要不顾普通公民的欲望,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发展他们自身的欲望。”7权力一旦挣脱了控驭它的辔头,那么,它的第一原则就不再是人性原则和道德原则,而是为了满足自己愿望的赤裸裸的现实原则和功利原则,甚至就是血腥的暴力原则。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人情味十足的人,往往很难成为权力角斗场上的胜利者。

当然,如果一个行政官员天性善良,恰好又受过良好的家庭影响和人文教育,那么,他就有可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心性不受扭曲。如果他足够幸运,他也有可能让自己避免仕途蹭蹬的命运。田福军就属于这种天性善良而又比较幸运的官员。他的仕途虽然也有挫折,但到了关键的时候,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到最后,竟然顺利地当上了省级领导。这在20世纪80年代,也不是十分难解的事情。毕竟,那是一个需要正直、能干的改革型领导的时代。

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作者没有介绍田福军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的详情,没有叙述他的父母如何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情感,但是,却在草蛇灰线般的叙述里,隐约地交代了田福军的成长史,甚至暗示了教育和阅读对他的深刻影响。

田福军生于1930年。小时候,他从地主和乡绅金先生那里,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这位深孚众望的金先生,“精通孔孟学说,用他的道德文章为村里村外的人做过许多好事。东拉河一带像他父亲那个年龄的人,如果有识字知书者,都是受惠于这位老先生:连赫赫有名的田福军,也是在金先生膝下完成的启蒙教育……”8据小说提供的信息,1943年,田福军13岁的时候,就上了边区的黄原师范。这就意味着他此前的豁蒙教育,都是在金先生那里完成的,而他所读的书,应该都是儒家的文化经典和启蒙读物。

也许,路遥只是朦胧地意识到,像田福军这样的仁者,应该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儒家的圣人看来,人的善意和爱心,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会自然地见之于他的表情和行为,即“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而人的感情,则会因为同情和不忍之心而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所谓“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只有接受了这样的影响,田福军才可能有民胞物与、哀矜不忍的情怀,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仁者,就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的叙述语言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9如果路遥能用学童诵读诗文和儒家经典的丰富细节,表现乡塾教育所弘扬的传统文化与儒家伦理精神的力量和价值,那么,田福军的形象无疑会更加饱满,而小说的文化内涵也会更加丰富。路遥的失误在于,在塑造田福军形象的时候,他对金老先生这样的人物,未及深念,一笔带过,遂使此先生未能像《白鹿原》中的朱先生那样,成为儒家伦理精神和道德情感的象征。路遥也没有像陈忠实那样,对乡村社会耕读传家的儒家传统抱有足够多的敬意,并相信它会对底层社会的道德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培养乡民子弟的善良心性,可以造就他们的君子人格。

然而,从田福军的阅读选择上,人们依然可以看见传统的私塾教育对他的深刻影响。正是接受了这种教育,他所喜欢阅读的书,才是奇崛卓特、千古不磨的经典作品《史记》,而不是别的时髦读物。小说里这样写道:“进窑后,他在书架里摸出一本《史记》,从折页的地方打开……”10是的,在路遥的文化观念和叙事意识里,尽管影响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是,书籍和阅读无疑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读书人的观念和人格,就是在书籍的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就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就同时详细地介绍了田福军的书架和他的经历:

这家里的陈设是知识分子型的。三个大书架,两个是他的——大部分是历史、政治经济学书籍,也有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另一架是爱云的医学书籍。田福军一九四三年十三岁的时候,就上了边区的黄原师范,以后又在黄原高中部毕业,才参加了工作——当时到西北党校秘书科当了秘书。一九五○年转到黄原行署财经委员会当干事,不久又提拔为专署统计科科长。一九五五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农业统计专业。大学学完后,本来当时的中央农业部要他,但他还是要求回到了黄原地区。在地区,他先后任专署办公室主任、地委农工部长、地委秘书长兼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之间,他基本上是挨批斗,关牛棚。由于他的经历,使他养成了看书和爱思考问题的习惯。就是在下乡的时候,他也要背一挂包书。他常想,读书多,想的事多,苦恼自然也就多。还不如像他岳父一样,不读书,不看报,心里不搁多少事;退休以后,再养一只猫,种几棵庄稼……他忍不住笑了:他真正要是那样,恐怕又一天也活不下去了……11

从这段介绍性的文字中,读者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田福军的行状、性格与人品。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好学深思,阅读视野十分开阔。因为爱思考,他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也会有更多的苦恼。由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由于他的正直,他必然会受到排挤和打击,所以,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像许多正直的干部一样,挨批斗,关牛棚。然而,虽然吃尽苦头,他仍然不放弃读书和思考,不放弃做人做事的原则。

当然,田福军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甚至也不是用批判的眼光观察现实的人。他的思想的触须不会伸向历史的深处,也不会伸向比较遥远的未来。他只是一个投入巨大的热情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的现实主义者。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严重动乱和巨大的混乱之后,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到处都要人兴废起敝,到处都要人补苴罅漏。他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投向农村和农民。他同情那些哀哀无告的底层人。农民的近乎一无所有的贫穷状态,他们被饥饿折磨的悲惨情形,使他体验到了巨大的道德痛苦。对他来讲,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是亟需解决的头等大事。他希望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彻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使他们从冻馁的威胁中摆脱出来:

记得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刚三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地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后,他才好像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十年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间就消除……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么,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12

人的衣食和生死,亦即所谓“民生”问题,实乃关天的大事。因而,不陷民于困境和死地,就是从政者应该坚守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表面上看,田福军的这句“不要把人饿死”,似乎就是随便一说,卑之无甚高论。然而,这却实在是一句极沉痛的话,包含着极为仁慈的善心。要知道,千百年来,民有菜色,野有饿殍,是屡见不鲜的人道主义灾难。

路遥笔下的人物,通常都有很强的家庭观念。他们爱自己的家人。家常而有亲情,也是田福军情感和性格上很突出的特点。一般来讲,优秀的官员常常以把为大家而舍小家当作自己的生活原则。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大都投放在工作上,而较少顾及自己的家人。田福军也属于那种以工作为重的人,但也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他爱自己的家人,是一个很家常的丈夫和父亲。儿子童年多病,动不动就烧到了四十度,还伴着抽风。他和妻子轮流照顾孩子,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孩子长大成人,想起那些情景,“田福军就会一个人坐在床铺上眼圈红半天”。13他爱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也允许他们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个性。正因为有他这样慈爱而宽容的父亲,田晓霞的心理才那样健康,心灵才那样纯洁,情感才像一团火那样热烈。

田福军的人情味,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上,不仅表现在对孩子的爱心上,而且,还能推己及人,表现在公共生活领域,表现在对他人的态度上。对一个官场上的人来讲,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些手握权力的人,回到家里态度温和,言语喁喁,譬若春风,然而,一旦进入公共领域,一旦面对陌生人,他们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态度粗暴,言语冰冷,仿佛隆冬时一股凛冽的寒风。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他们唯求严苛,绝无宽贷,缺乏最起码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周文龙们就将“工地”当战场,驱使人们劳动,就像指挥军人冲锋陷阵。以军事化方式组织的劳动,要求战斗化的作风,故虽在寒冬腊月,节庆假日,也不为之中辍,即便面对妇女和老人,亦不稍加体恤。

为了建设“精神文明”,为了清除生活中的不文明现象,那些缺乏人情味的官员随意扩大执法边界,严重干涉私人生活。这种貌似文明的管理,不仅极不文明,而且,还缺乏最起码的现代意识,缺乏对个体人格和个人自由的最起码的尊重。黄原地区公安处的副处长阎生华,就是这样一个意识僵化的行政机器:

阎生华见书记有耐心,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作说服工作……”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

……

阎生华走后,田福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呀,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瞧,我们的生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程度!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唉,如果铁路能通到这里就好了……铁路!铁路!14

阎生华认知和行为上的错误,就在于他完全没有尊重公民个人权利的现代意识。他不知道,年青人的发型也许很新异,着装也许很另类,让人看上去甚至有点不习惯,不舒服,但是,选择奇装异服和另类发型,也是公民的个人权利,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任何人干涉和冒犯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老同志”看不惯,就剥夺青年一代“留长发”的自由和权利。然而,田福军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知道行政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它应该管什么样的事情,不应该干涉什么样的事情。他看到了那种蔑视个人自由的“精神文明”的狭隘性和庸俗性。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眼界和认识,是因为他对落后的意识和“现代文明”都有认识和了解。当然,在1980年代的认知视野里,田福军的意识和观念,也就只能停留在这些一般的层面。他不可能涉及那些根本的问题,也无法回答那些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

那么,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现代意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呢?“某些优良传统”不是“现代意识”吗?关于这些问题,田福军没有谈及,也有可能压根就不曾想过。他将“经济大发展”看作“现代文明大冲击”发生的前提条件。这种单一的经济决定论,虽然也有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更关键的因素和更实质的问题。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对一个地区和一个时代的文明进步来讲,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也只是外部力量和必要条件,而不是内部力量和充分条件。一切的器物层面的进步,都属于外在的进步。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现代意识的形成和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需要更内在的、根本性的进步和变革,一种涉及到思想、观念和结构模式的根本性转换。如果没有实现这种重要的变革和根本性转换,那么,那些外在的变化和进步,经济上的创造和成就,就有可能朝得之而夕失之,而历史也将按照自己的惯性和惰性,进入到一种“马孔多式”的循环模式。

不用说,田福军是时代之子。他身上有着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局限。他们的意识还没有突破狭隘的精神空间。关于人和生活的自然主义属性,关于人性和人的欲望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他们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了解。例如,张有智因为自己没有文凭,不能再被提拔,而情绪低沉,啧有烦言。这样的情绪反应,固然说不上高尚,但也是人情之常,然而,田福军却为张有智的“心病”感到“震惊”,甚至将这归咎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15在面对张有智的时候,他对自己不满,觉得自己“非常无能”,竟然“连批评朋友的勇气都鼓不起来”。16然而,无论是田福军的“震惊”,还是他对自己的不满,都属于简单化的过度反应,缺乏对同僚的感同身受的同情。一个官员心心念念想高升,为自己的仕途中折而心殊怏怏,符合人情之常,实在无足惊怪。因为,正像罗素所说的那样:“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17所以,“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18既然如此,对张有智的“心病”,我们就不应该觉得“震惊”,而应该表示理解才对。我们应该感到“震惊”的,不是他对权力的欲望,而是除了权力,他竟然没有别的爱好和追求,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当然,对田福军这样的殚精竭虑的改革者,我们无须苛责。每一代人都活在自己时代的阳光下和阴影里。我们自己的清醒的认知和些微的觉悟,也是在时间老人的教鞭下获得的。这不是多大的光荣,也不值得骄傲。事实上,比起我们的颓唐和无力、迷茫和焦虑,田福军们心性的单纯和善良,他们对未来的自信和激情,也许更值得人们赞赏和羡慕。如果说,“躺平”是一个显示着内心的焦虑和无力的身体符号,“躺平主义”是一种失去热情和活力的悲观的生活哲学,那么,比较起来,田福军、孙少平和田晓霞们的“行动主义”,则是一种充满朝气和希望的积极的生活哲学。无论对个人来讲,还是对社会来讲,让自己始终保持向上和向前的变革热情和行动状态,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二、仁者的忧虑:在大地的褶皱里倾听与见证

据说,诗人的生活通常由三个“W”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洪业先生认为杜甫的境界完全不同,因为,他的三个“W”是:忧虑(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尽管他对美有着深切的欣赏,也包括美丽的女子,但从来没有证据表明他和女性的关系超过了社会所规定的界限……他为人一贯诚实可敬,无论个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都是如此。”19在我看来,路遥也有自己的三个“W”:忧虑(worry)、温暖(warm)和文字(word)。温暖(warm)主要是指人情味,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态度和情感,其中包括个人之间的爱情或友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或者是对任何一个人的怜悯和同情;文字(word)是指作家要热爱文字,要在文学语言诗意和美感的追求上,苦心孤诣,力求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在这三个忧虑“W”中,忧虑(worry)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和问题,很有必要多说几句。忧虑亦大矣,否则,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奥戈尔曼也不会费心劳力,写了一本小册子来研究它。

弗朗西斯·奥戈尔曼主要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忧虑现象,并对它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精确的界定。他倾向于从个人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忧虑:“忧虑有其内在的精神模式,不能轻易套用到整个国家或全球层面……忧虑的主要特征就是对于未知的未来,或者说,对于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未来的担忧。”20在他看来,忧虑也是“文学表现的主题和问题”21,但却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精神疾病现象。他据此得出这样一个消极的结论:“忧虑者很难成为世界未来的最佳预言者”。”22从文学角度来看,奥戈尔曼的忧虑理论,固然不乏新意,但是,缺乏开阔的视野和充分的有效性。事实上,诗人和作家的忧虑,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和心理。它既是内在的焦虑和痛苦,也是外在的复杂而浩茫的心绪;既反映着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也关涉着时代、社会、国家甚至人类的境遇和命运。对于伟大的作家来讲,他们内心的忧虑,通常是对人和一切生命的不安而温柔的怜悯,是对全社会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前景的关念,甚至是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忧思和焦虑。杨伦说,《秦州杂诗二十首》首章“为二十首总冒”23;事实上,这首章中的“满目悲生事”一句,实为杜甫充满忧虑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总冒”。杜甫《喜雨》中的“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他的《宿江边阁》中的“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一种伟大的社会性忧虑;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所表现的,《登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所抒发的,则是在具体的情景里体验到的窅深的精神忧虑,是在辽阔的空间里和茫远的时间里表现出来的具有哲学意味的忧虑。杜甫的忧虑,由个人而及于时代和社会,再及于天下和古今,情感丰富,思致辽远,臻于极伟大之境界,正像明人王嗣奭在评论《述怀》时所说的那样:“字字俱堪堕泪。”24路遥笔下的忧虑,不像杜甫诗歌中的忧虑那样多样和丰富,而且,性质也大为不同。田福军的忧虑,主要是非常具体的社会性忧虑和现实性忧虑。它更倾向于思虑和担心,而不是忧愁和痛苦。尽管如此,它也摆脱了个人经验和个人情感的狭隘性,显示出一种温暖的人情味和难得的仁爱情怀。

是的,田福军的忧虑,像杜甫的忧虑一样,是仁爱情感的一种体现。仁爱是高级形态的善,也是诗人和作家身上最重要的品质。一个懂得仁爱的价值的人,并且努力在自己的行为中体现善的原则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就像毛姆所说的那样:“仁爱是‘善’中更好的那一部分。它为善所包含的那些较为严厉的特质加上了一层慈悲的光彩,使得我们践行自我控制和自我节制、耐心、纪律和宽容这些较小的美德变得稍微不那么困难了一些,而这些美德都是‘善’当中消极而又不那么令人兴奋的元素。”25事实上,真正伟大的仁爱,不仅使个人的行为更加符合道德规范,而且,它还使人将自己的同情心积极地向外投射,从而使他产生一种对人的现实境遇和未来命运的含着爱和关心的忧虑。

一般来讲,权力往往会使人骄傲和自负。不仅如此,它还会使人产生一种严重的错觉,那就是,权力的全部职责,就是怀着高度的戒心来控制人和驱使人。它本能地将严厉和无情,当作一种正当的态度和行为。它更倾向于怀疑人和敌视人,而不是信任人和亲近人。冷漠是它的第一天性,因而,它总是对他者的痛苦和不幸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在异常的情况下,那些“阿旨顺情,唯唯苟过”的官员,只是小心翼翼地对上负责,而不是尽心尽力地对下负责。他们就像司马迁在《万石张叔列传》中所讽刺的“笃行君子”石奋父子、卫绾和张欧一样,或“醇谨而已”,或“忠实无他肠”,只知道亦步亦趋,照章办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与底层社会是隔绝的,与底层的民众是隔膜的。

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没心没肝、尸位素餐的干部。他们从来不曾光顾过自己治下的“死角”:“据《黄原报》的一则消息报道,某县一个偏僻村庄的几十户人家,竟然没有一个人见过钟表!此种落后状况,恐怕让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的居民们都会大为惊讶的。不用说,这样的村庄,别说县里的干部,就是公社干部,通常也从不去踏个脚踪……”一方面,是农村社会的可怕的落后,是底层农民的可怕的贫穷,另一方面,却是干部们的漠视和渎职。两者的对照,简直令人心寒和震惊。

然而,田福军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打算走遍所有那些隐藏在“褶皱”里的村子,亲眼看看那些几乎被完全遗忘的人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一个星期以来,田福军已经走过三个这样的‘死角’村子了。他不是专门来这些地方解决问题的,而是自己临时决定进行这次不在原工作计划内的造访。”26他不仅有头脑,有冷静的理性意识,而且,还有仁爱的情怀,有一副扶危济困的热心肠。他的内心充满对他人的不忍和对生活的忧虑。他对石圪节公社的领导白明川说:“尽管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有一颗能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27要解决问题,就得先了解问题。他把了解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真确地掌握了实际情况,了解了民众的需要和愿望,所制定的政策才有针对性,才不会瞎指挥和乱作为。

田福军所看到的农民的生活状况,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路遥借贺秀莲的眼睛,看见了孙少安家的贫穷,一种“已经穷到了骨头上”的贫穷:“顿顿饭都是黑豆高粱稀汤。过一两天,才蒸一锅高粱面馍——这就算改善生活。能在喝稀饭的时候吃两个黑面馍,简直就是奢侈。”28然而,田福军在原西县的褶皱间所看到的惨状,实有过于此:

已经看过的三个村子,情况十分令人震惊。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有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服都不能遮住羞丑。一些很容易治愈的常见病长期折磨着人;严重一些的病人就睡在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等死。晚上很少有点起灯的家户;天一黑,人们就封门闭户睡了觉。野狼如入无人之境,跳进羊圈任意啃咬,也没人敢出来打撵——据说这里的狼早不把人放在眼里了。没有什么人洗脸,更不要说其他方面的卫生条件了。大部分人家除过一点维持活命的东西外,几乎都一贫如洗。有的家户穷得连盐都吃不起,就在厕所的墙根下扫些观音土调进饭里……29

在这令人伤心惨目的生活图景里,人们看到的是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活状态。这些生活在大山的褶皱里的人所体验到的痛苦,是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和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痛苦。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几个中国当代作家下过这样的田野调查的功夫,也没有几个作家注意到这样一群人的存在;同样,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中,你也就很难看见这些真实的生活图景。如果没有路遥,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竟然有人穷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程度,竟然穷到了用观音土来代替食盐的程度。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中高度评价杜甫充满忧虑的现实主义诗歌,认为他的诗集里占1/4比例的“对于时事痛哭流涕的作品”,“不惟在文学上有价值,而且史料上有绝大价值……内中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会状况,及能确实讴吟出时代心理”。30路遥的小说中的那些近乎“实录”性的章节,也有同样的“绝大价值”,而那些描写真实情景的细节和画面,则有助于人们看见真实的“社会状况”和“时代心理”。事实上,在《平凡的世界》里,这种悲惨而真实的生活图景,可谓所在多有,简直令人怵目惊心。小说中,路遥不是用笼统的叙述,而是用具体而细致的描写,揭示了农民贫穷至极的生活状况。

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力气给他回答。在窑墙根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脸上已经成了青黄色。她见来了生人,勉强用手托着墙站起来,绝望地望着他。

田福军目睹这惨状,泪水汹涌般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哽咽着,狠狠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去盘粮食!”

队长愚蠢地嗫嚅说:“公社和大队领导不放给他们分粮,我……”

“混蛋!”有教养的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一把扯住队长的衣服,拉着他即刻就去盘粮食。

当田福军和队长一人扛一口袋粮食回来时,这一家三口人都爬蜒着跪在门口,哭成了一堆……

三天以后,遵照田福军的指示,后子头公社把二十几个大队书记都召集在了公社来开会。

会议一开始,田福军劈头就问:“你们哪个队有断了粮的家户?有多少户?缺多少粮?”

他的问话刚完,许多支部书记都哭开了。他们纷纷叙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人。不是说这些队没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犯法!

此刻,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饿死。他当即决定,立即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再补上——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样,他已经严重违犯了禁令。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31

显然,在路遥笔下,中国农民奄奄待毙的悲惨情形,已经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贫穷来形容了。因为,它已经不是寻常的贫穷状态,而是被死神紧紧攫住的无助而绝望的可怕状态。令人悲哀的是,这不是客观情势下的自然灾难,而是人谋不臧造成的社会灾难。印度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学者埃斯特·迪弗洛在他们合著的《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说:“至少就食品储量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吃饱饭……饥饿的确存在于当今世界,但只是人类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种结果。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32可见,问题的症结,在此不在彼。一边是用浪漫主义话语营造出来的幸福图景,一边是衣不蔽体、分不清男女的孩子们;一边是快要饿死的人们,一边是近在身边的“备战粮”。面对这样的情景,田福军泪水夺眶而出的痛苦感受,就不是诗人式的脆弱和矫情,而是一个仁者面对巨大苦难和不幸的正常反应。最为难得的,是他迅速采取了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救助措施——打开“备战”粮仓赈灾。要知道,在随时准备打仗的战争动员模式下,任何动用“备战粮”的行为,都意味着可怕的政治后果,甚至意味着严厉的法律惩罚。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作品却热衷于将贫穷伦理化和诗意化。贫穷不仅是道德上的光荣,还被夸张地理解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它能对人进行精神改造和道德塑造,能使人获得新的气质和性格。在《创业史》里,一群底层的庄稼人,就因为共同的贫穷境遇,而成为人格和精神上完全趋同的人:“尽管父母的血液和童年的环境,给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和性格,但贫穷给了他们同一个思想、感情和气度。这使得二十几个人坐在那里,如同一个人一样,淳朴的头脑里,进行同一种思索,心情上活动着同一种感受。”33显然,这是试图在生存的意义上摆脱贫穷的意识,同时,又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赞美贫穷的意识。然而,在《平凡的世界》里,就不再有这种矛盾的情形。因为,无论对作者路遥来讲,还是对孙少安和孙少平来讲,贫穷就是贫穷,就是一种只会让人觉得屈辱、自卑和痛苦的消极现象。也就是说,贫穷实实在在就是人们的痛苦之源,就是农民生存意义上的敌人。正因为这样,孙少平、孙少安和田福军们的奋斗目标,就是通过自由的劳动,摆脱可怕的贫穷和饥饿,摆脱贫穷带给人们的自卑和屈辱,带给人们的精神折磨和心理痛苦。

极端的贫穷不是由一种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违反劳动规律的劳动方式,就是造成农民赤贫状态的原因之一。与农民的贫穷状态构成直接因果关系的,是他们的完全被动的、近乎苦役的劳动方式。这是一种用极端非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高强度的劳动。它像是为了劳动而让人劳动。它的最终目的,似乎不是为了生产粮食,而是为了让人们承受劳动本身的压力和考验。近乎荒谬的盲目性甚至无目的性,成了极端化劳动的基本性质。这样的劳动理念和劳动组织方式,必然导致严重的混乱和后果。直到1976年的年初,黄原地区农村的农业劳动,仍然深陷严重违反自然规律和生产规律的混乱状态。

黄土高原的元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20℃,最低可达-31℃甚至-32℃。千百年来,人们都懂得“使民以时”的道理,所以,在秋收冬藏之后,农民就进入了恢复体力的休息阶段,顶多在室内干一些杂活。然而,那些完全不顾农业生产规律的唯意志论者,却在极度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生地把农民当作“愚公”,生生地把他们驱赶到天寒地冻的工地上,强令他们像“大寨人”那样“战天斗地”。路遥用含着反讽与不满的调性写道:“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裳,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锨锨一镢镢地倒腾着山河!”34元月二日,田福军和另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智一起坐着吉普车,到原西县的两个基建先进公社检查工作。然而,他所看到的“新生事物”,却令他目瞪口呆,怒不可遏。

由于非人的劳动太过艰苦,很多农民忍受不了,开始抵抗,从工地上逃走了。公社主任周文龙便像杜甫笔下的石壕吏一样,带着“民兵小分队”去“捉人”了。《石壕吏》所述之事,发生于天下多故、四郊多垒的战争情势下,因而,多多少少有一种不得已的性质;而周文龙们却是在“草木亦欣然”的和平时期,将原本宁静的田间地头,搞得鸡犬不宁。石壕吏仅仅用“一何怒”的声音来恐吓老妇,周文龙们却不仅吼声如雷,还辅之以雷霆手段。那些被抓回来的农民,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受到了极为酷虐的惩罚:“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还给人上刑法”。看到来视察工作的田福军,农民们像看到大救星,纷纷哀诉自己的不幸: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像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35

在这里,劳动者被当作纯粹的工具。他们的人格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他们的健康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为了争“先进”,为了获得上级的赞赏和表扬,他们已经丧失了人对人应有的不忍之心和怜悯之情。在田福军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意识里,人就是人,而不是工具。即便是农民,也是能感受到疼痛的血肉之躯,也是需要被别人尊重的有着人格尊严的人。所以,他反对“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36,他反对一切折磨人和不尊重人的做法。

在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过时论”是很多人喜欢唱的“时调”。一些作家更喜欢沉浸于玩弄技巧和表现抽象观念的现代主义狂欢。然而,路遥却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远远没有成熟,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时代也远远没有开始。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那种充满仁爱与忧虑的现实主义,就是那种能深入到大地的褶皱里,去倾听底层人哀诉的现实主义,去见证他们的痛苦和不幸的现实主义。他通过对田福军形象的塑造,实践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体现了文学倾听和见证的责任与使命。路遥的朴素而不乏诗意的小说,他的充满爱的热情和善的情怀的《平凡的世界》,就是那种真正的倾听和见证的现实主义文学。

三、务实精神和数字的力量

田福军是一个务实的人。在他身上,很少看到华而不实的东西,也很少看到那种诗人式的激情和狂热。他对摆在自己面前的具体事务更感兴趣,也只为那些百废待举的事情而焦虑。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解决那些与民生相关的迫切的现实问题上。就此而言,他无疑是一个合格的干部和政治家。

那么,什么才是政治家身上最重要的品质和修养呢?尊重事实的客观性倾向,踏踏实实的务实精神,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警惕主观性冲动的内在自觉,这些,就是政治家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和修养。奥登说:“所有诗人都喜欢爆炸、雷暴、飓风、火灾、废墟以及令人震撼的屠杀场景。对于一名政治家而言,诗性想象绝不是一种可取的品质。”37为什么诗性想象不能成为政治家的可取品质呢?因为,政治不是政治家的私人事务,而是与大众的福祉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不是一个人的虚幻的想象和浪漫的抒情,而是与所有人的福祉密切相关的极为严肃的工作,是要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个又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诗是个体性格和特殊情感的感性化表现,而政治则是社会性格和普遍情感的理性化体现;诗是个人兴趣、情绪和愿望的表现,而政治则是所有公民的利益、愿望和理想的体现,因而,健全的政治必然强烈地反对那种极度浪漫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排斥一切任性而夸张的非理性抒情冲动。任何个人的充满诗意而又不切实际的主观想象和乌托邦意图,都可能给全社会和全体公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也就是说,诗人是一群很容易被情绪性和主观性主宰的人。一旦让他们成为处理实际事务的人,人们的生活就有可能被推入被浪漫主义的迷雾笼罩的深渊,那些盲从的青年就有可能被引入“铺满鲜花的歧路”。所以,奥登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战争或革命时期,诗人可以出色地担任游击队战士或间谍,但不太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或和平时期议会委员会中尽职的委员。”38事实上,一般来讲,诗人和艺术家确实很难成为称职的政治家。马可·奥勒留是哲学家,而不是诗人;乔治·华盛顿是庄园主,而不是诗人;温斯顿·丘吉尔是历史学家,而不是诗人。他们都算得上是合格的政治家。学者的理性精神和农人的务实态度成全了他们的事业。李璟和李煜父子是第一流的诗人;宋徽宗赵佶是第一流的艺术家;希特勒是三流水平的艺术家;戈培尔熟读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过托尔斯泰和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作品;蔑视科学和“敌都市”的卡扎菲,则是一位傲慢而又拙劣的小说家。他们都算不得合格的政治家。他们身上的诗人性格和艺术家气质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事业。

戈培尔就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他是呼吸着文学和艺术的空气长大的。他接受《群魔》中沙托夫关于“一直不明和无法解释”的、“命令性和强制性的力量”的观点39;他缺乏最起码的现实感,始终沉浸在自己用想象制造出来的幻觉里,以至于在希特勒、自己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和六个孩子都自杀之后,在苏军的坦克汹汹然抵近柏林市中心的时候,“他仍旧没有放弃对奇迹的希望,一再询问着战局”40。希特勒也热爱艺术,曾经将成为艺术家当作自己的梦想。他一生最崇拜的人,就是音乐家瓦格纳。他将瓦格纳当作自己心中的“伟大模范”:“希特勒最爱读的就是瓦格纳的政治著作,而毫无疑问,其浮夸的风格也影响到了希特勒自己的遣词造句。”41希特勒说,要了解我,就得先了解瓦格纳。他简直就是瓦格纳的精神之子:“他们两人的情绪都暴躁不稳:时而抑郁时而亢奋……他们是上演华丽欺诈的大师……两人都有克制不住的欲望,想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插一脚;两个人一生都在不停地证明自己,想让世界为他们的多才多艺叹服。”42最终,戈培尔和希特勒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前者成了带点艺术气质的沙托夫,后者则成了政治领域的瓦格纳。然而,无论戈培尔还是希特勒,都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更不是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他们是喜欢高唱浪漫主义狂想曲的精神怪胎。他们似乎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他们极其傲慢地蔑视事实和真理,连那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和政治常识都没有搞明白。他们缺乏优秀的政治家身上的谦卑态度、包容气度、理性意识和朴实作风。

是的,政治家与诗人需要具备完全不同的素质和修养。前者的现实主义的实干家的求实精神,与后者的浪漫的艺术气质和诗人做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说,尊重客观事实,办事务求实效,是政治家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那么,不羁的主观任意性,华而不实的作风,贪大求多的虚蹈,就是那些握有巨大权力的人身上最要不得的性格和品质。然而,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政治家,通常就是任性的主观主义者。

田福军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但他不是诗人,也没有多少艺术家气质。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那种浪漫的激情和狂热的冲动。他偶尔也会跟黑白这样的作家谈谈文学,但是,他的着眼点,不在文学和诗,而在具体的现实问题。他对作家“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抱着理解的态度,甚至认为将来的读者仍然要读黑白的《太阳正当头》这样的作品。他不知道,真正伟大的作家从来就不是精神视野低于自己时代的人,而是有着过人的勇气、思想和超越能力的人;他不知道,黑白这样的作家之所以没有写出超越时代局限的作品,就在于他们被狂热的主观倾向和浪漫激情所主宰,而不是按照生活真实的样子和真正的现实主义原则来写作。当然,田福军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是文学上的外行,“根本吃不了那碗饭”43。他明智地保持了与诗的距离。他没有被诗人的火焰灼伤。事实无情地证明,当诗人傲慢地宣布“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总量”的时候,当他们狂热地宣布“时间开始了”的时候,通常就是诗的火焰灼伤自己和别人的时候,就是巨大的苦难开始的时候。叶赛宁用低沉的调性抒情,然而,1925年12月28日,他自杀了;马雅可夫斯基在《致谢尔盖·叶赛宁》中批评死去的诗人:“你该用/阶级/代替名士生活,/阶级影响了你,/就不至于动肝火。”44然而,他那高耸入云的诗的阶梯,也没有帮助他躲过叶赛宁的命运——仅仅过了四年多,1930年4月14日,用高昂的调性抒情的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

农民式的务实精神,是田福军身上最突出的品质和特点。一切夸大的、形式主义的做派,他都本能地反感和抵触。他“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经验所得”;他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空洞而美丽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在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作出回答。”45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虽然是时代流行观念的反映,但也反映着他自己务实的性格。对他来讲,那种用“空洞而美丽的口号”包装出来的社会主义,就是大家都一起贫穷的社会主义,就是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主义,因而,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社会主义。

然而,田福军同时代的许多干部,却缺乏这样的务实精神和朴实态度。他们属于“跟跟派”,喜欢“空洞而美丽的口号”,喜欢做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原西县革委会的主任冯世宽就顺应形势,紧跟潮流。他甚至会为了颜色而选择播种的庄稼。本来,在黄原地区,本地的谷子就是农民长期种植的高产作物,然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冯世宽看见大寨漫山遍野种高粱,于是,便有样学样,亦步亦趋,坚持让川道地区也种这种红色的庄稼。事实上,高粱处于粮食等级的低端,不仅口感不好,而且,营养价值也没有谷子高,通常是给牲口做饲料的。在人们营养严重不良的情势下,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大面积播种高粱这种低品质的粗粮。

冯世宽是一个不是诗人的诗人,或者说,是一个反诗的诗人。他用时代的火焰点燃自己的激情。他试图把人们的正常生活扭曲成他荒唐而乏味的诗句。1975年,冯世宽在全县大搞赛诗、赛歌、赛唱革命样板戏的运动:“要全县每个大队除过自己队搞这‘三赛’外,还要抽十个男青年,十个女青年,十个老头和十个老婆集中到公社赛。公社赛完,每个公社再选拔四十个男青年,四十个女青年,四十个老头和四十个老婆到县上来赛。”46田福军觉得这种搞法太过分,并不赞成。面对这种荒唐的事情,他简直束手无策:“他没有办法制止这种荒唐的做法。岂止是这种事哩!目前多少事使他在内心里充满了痛苦!但他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县的领导人,他也不得不做他反感的许多事!什么叫痛苦啊?这就叫痛苦……”47田福军的狂热的同僚指责他得了“政治幼稚病”。他想有所作为,但却无能为力。在一个政治浪漫主义时代,诗情比现实更迷人,狂热比理性更美丽。所以,田福军这个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不仅很难被赏识,而且,必然要被冷待。

中央领导高老,准备回到故乡黄原地区来视察,想跟原西县的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开一个座谈会。这让黄原地区的领导很是紧张。因为,老区的普通民众日子难乎为继,那些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的生活状况也“并不美气,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要开成诉苦会”。48于是,黄原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和原西县革委会的主任冯世宽商量了一个对策,准备把这些老革命集中起来,给他们换身新衣服。总之,他们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让高老“高兴而来,满意而去”。但是,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让田福军非常不满,很难接受:“田福军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只手使劲地交叉握在一起,眉头子中间挽结着一颗疙瘩。”他无法煞有介事地配合他们演戏。于是,他终于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我说点看法,”田福军打破沉默,眼睛扫视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地弄虚作假,欺下瞒上,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49

从为官之道来看,田福军显然属于那种不识时务的人。他不知道,他这种较真的话,虽然符合真理和民意,但却会触犯“规矩”和引发“官怒”;他不知道,有的时候,虚假而浩大的场面,就意味着对权力的崇拜和尊重,而官僚主义的表面文章,则会让所有人皆大欢喜。

田福军管不了那么多。他的热情和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真相和事实上,集中在那些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他宁愿相信自己看到的,而不是听到的;宁愿相信现实中的,而不是书本上的。根据切实的观察,他发现农村的大轰大嗡的集体生产方式,是一种严重低效的劳动组织方式,而责任制的个体劳动则可以极大地激发劳动者的热情和责任心,至于那种强制性的集体劳动,不仅生产效果低下,而且,还严重地伤害了劳动者的尊严和自由。难怪他会对着省委书记乔伯年,冲口说出“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50的话。然而,正是他的这种充满现实感的锐利和改革精神,赢得了厉行改革开放的上级领导的好感和信任,并被迅速调到黄原地区担任专员。

调到黄原地区之后,田福军便鼓励人们接受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所提倡的“实践检验真理”的认识方法,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准备实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找到另外的出路”51。实行“大包干”之后,本地区的农业生产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巨大变化。由于利益目标的吸引,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民用心地营务自己的庄稼。他们的汗水得到了上天慷慨的报偿。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第一次奇迹般地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

精确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品质。现实主义作家喜欢用精确的方式甚至喜欢用数字来表达自己的观察、体验和判断。人们但知杜甫是热情的,却不知他是精细的;若无伟大的情感便无杜诗,若无精细的描写亦无杜诗。叶梦得是懂杜诗的,所以,他对《水槛遣心二首》中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两句,叹赏不已,细加分析,称赞杜甫的描写“精微至此”52。精确的数字化表述,是杜诗中常见的修辞。《又呈吴郎》耐心而细致地向收信人嘱咐:“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居住在西,无食无儿,孤身一人——所有这些关于方位和生活状况的精确信息,在显示着仁者的体贴和周到,字字包含着无量的同情和怜悯,自有其无可替代的修辞作用和不可低估的抒情力量。《题桃树》里说:“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这桃树的数字是明确的:不是模糊的三四株,也不是笼统的六七株,而是介于四与六之间的那个具体的数字。《述怀》中说:“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寄书的次数和经历的时间,清清楚楚,毫不含混。《石壕吏》述三男戍邺城,幸存者一而战死者二;而室中存者,实有四焉:或在乳下,或无完裙,或年老而力衰,以吏之所求观之,实近“无人”。《无家别》里也有精确的数字化表达:“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杜工部记人叙事,历历在目,皆可指数,使人读之而感动,信之而不疑,历久而不忘。

托尔斯泰也很喜欢数字化的精确表达。1893年3月,他用百分比来说明那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作用和贡献:“要知道,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俄国作家的作用,那么普希金应占30%,果戈理——20%,屠格涅夫——10%,格里戈罗维奇及其余的作家约占20%,剩下的都要归于赫尔岑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深邃、卓越而敏锐。”53在小说叙事中,托尔斯泰也会让自己的人物算账。他竟然用了将近两页的篇幅,让伏伦斯基一笔一笔地处理自己的财务。54他也细致地描写了列文在莫斯科如何计算“种种开支”:“这些毫无意义但又必不可省的制服,抵得上整个夏季雇两个工人的代价,也就是说从复活节到四斋旬之间的三百个劳动日,而且每天都干重活。但是兑开第二张一百卢布钞票——为了请亲戚吃饭,买了二十八卢布的酒菜——虽然也使列文想到,二十八卢布等于农民千辛万苦刈割、捆扎、脱粒、簸扬、包装好的九石燕麦的代价,但毕竟要容易些了……长期以来他咬定价格的黑麦,每石也比一个月前少买了五十戈比。照这样下去,过不了一年就非负债不可——这样的盘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55正是通过这些精确的数字表述,托尔斯泰让读者看见了列文认真的生活态度,也让他们在借着数字呈现的尖锐对照中,清晰地看见了莫斯科的贵族生活的奢靡,看见了农民阶层生活的贫穷与困窘。

路遥也喜欢用精确的数字来表达自己的计划,来显示人物对自己工作的熟悉和认真。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对自己的写作进度有严格的安排,对每天的写作量,甚至有数字化的精确要求。他把自己的这股认真劲儿,放到了笔下人物身上。孙少安就很喜欢算账。秀莲想箍新窑,少安就开始“思量花费”,很用心地算了一笔账:“就说箍三孔砖窑吧,除过自己的砖不算,每孔窑最少得六个大工;每个大工又得四个小工侍候。三六十八个大工,四六二十四个小工;每个大工五元工钱,每个小工二元工钱,光这项就得一百三十八元。每架门窗从买木料到手工得一百五十元;三架门窗四百五十元。白灰五千斤,每斤二分钱,得用一百元。人均一天三斤粮,总共得六袋面粉;每袋议价十六元,也得用一百来元。还有烟、酒和其他费用……我的天!这把他手头的钱花干也不够。”56这种数字化的描写,既显示了人物的细心的性格,也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一个如此细心的人,一定是能成事的人;一个会如此精确算账的人物,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呢?

同样,田福军也对数字非常敏感。算账已经成了田福军的习惯。他喜欢用精确的数据来说话。他更相信客观的数字,而不是主观的想象。他的细致而客观的务实精神,鲜明地体现在对数字的敏感上,体现在对精确性的要求上。数字不仅使他的工作井井有条,目标明确可见,还使他的建议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强大的说服力。

却说,孙少安到石圪节赶集的时候,听说安徽农民已经搞了承包责任制。他就闻风而动,领着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社员,试着搞起了生产组承包责任制。他的大胆探索让大队的当家人田福堂震惊和愤怒,让公社的两位主任惊呆了,也让原西县革委会“炸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对这一事件严肃地进行了“批判”,并立即发出指示,要各公社“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副主任李登云和马国雄也支持冯世宽的意见。

然而,田福军却同情那些渴望劳动自由的农民,支持孙少安在自己的生产队搞探索和改革。他不同意匆忙处理,建议先由县、社、队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事情调查清楚,再作结论:“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接下来,他就用确凿的事实和具体的数字,来说明农村经济的严重危机和农民生活的可怕困境,进而说服自己的同僚接受生产模式的改革和转换:

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摊数字: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个大队、四万一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九四九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二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达二千三百户。去年国家贷款金额近一千万元,人均欠款五十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一千三百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

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57

客观而准确的数字,具有无可辩驳的神奇力量。它用冷静的语调说服人。它是真相的盟友,是谎言的敌人。一旦人们用客观的数字和精确的推算来说明问题,那么,那些体现着任性的主观意志和主观意图的政策,立即就会失去它的威信和力量,而那些仅仅靠漂亮而空洞的口号包装出来的西洋景,瞬间就会被拆穿。田福军用数字使那些硁守教条的“常委们”沉默了。沉默就意味着改变的可能。正是在这些由数字表述的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人们将勇敢地选择解放生产力的农村生产方式改革。

面对现实,如果没有可以用数字描述的可靠认知,就不会有可靠的判断和科学的决策。田福军对黄原地区的产业结构了然于胸。他要着手扩大和发展工业基础。他用数字描绘了石油和煤矿等产业未来发展前景:

石油原产八万吨,不久前开始新建一座十五万吨的炼油厂。经过和中央化工部以及省上的有关部门周旋,三年内石油利润可以不上缴,自己花;一年几百万元,这对于全区几年后实现财政自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

另外,上个月他曾和专员呼正文坐飞机到北京路了一趟,与煤炭部进行了一番友好而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了合同,在原南县建立一个年产二十一万吨的煤矿;由国家投资,黄原地区包建。58

从这些数字,人们可以看见一个具有新的经济意识的地方干部。在他的充满现实感的认识里,单凭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组织方式,不可能彻底改变本地区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当时的情势下,地方政府也有必要打破境界结构的纵向关系的壁垒,有必要与中央和化工部和石油部等相关部委积极沟通,从那些完全由中央部委专营的地方资源里,获取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从而拓宽自己经济发展的空间,增强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总之,田福军是一个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干部。他的内心不仅有古代仁者的哀矜和不忍,也有尊重个人个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意识。他同情底层农民的痛苦和不幸,时刻萦怀的问题,就是如何帮助他们从被动的劳动模式和可怕的贫穷中摆脱出来。作为行政人员,他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和德性,就是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他完全克服了普遍流行的高调而虚夸的浪漫主义习气。在20世纪80年代,他也许算不上意识特别超前的先觉者,或许算不上思想特别深刻的改革家,但是,能走进大地的“褶皱”,走近那些偏远而赤贫的村子,就说明他是一个难得而务实的优秀干部;能突破农村生产固有模式,竭力推进农村生产方式承包到户的责任制改革,就说明他身上有一股敢于担当的勇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者。就此而言,田福军实实在在是真正的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人物,是《平凡的世界》中光彩熠熠的优秀人物。

注释

1 9 13 15 16 43 45 50 51 56 58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2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280、19、182、397、195、179、26、31、117-118、187页。

2 路遥自己就因为这一清理运动,而一度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外部的摧挠和内心的焦虑,他有过调离陕西的打算。1985年前后,他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辽宁省作家协会联系,试图调到北京或辽宁工作。参见马靖云《路遥:我想到文学所工作》,《文人相重》,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140页;宁志珍《假如路遥调到辽宁》,《鸭绿江》2021年第4期。

3 25 [英]毛姆:《总结:毛姆创作生涯回忆录》,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258、278页。

4 5 [美]朱迪丝·N.施克莱:《平常的恶》,钱一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8、349页。

6 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议》,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7 17 18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4、3、3-4页。

8 14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3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221-222页。

10 11 12 26 27 28 29 31 34 35 36 46 47 48 49 57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1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5-96、349-350、348、255、310、348-349、244、250-251、94、95、357、359、414-415页。

19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20 21 22 [英]弗朗西斯·奥戈尔曼:《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张雪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7、72、206页。

23 52 杜甫:《杜诗镜铨》,杨伦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9、347页。

24 王嗣奭:《杜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1页。

30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5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32 [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修订版),景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31页。

33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135页。

37 38 [英]W.H.奥登:《染匠之手》,胡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115页。

39 40 [德]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戈培尔传》,周建新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492页。

41 42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传》,黄婷、马昕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3-24页。

44 [苏联]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中卷),飞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53 [俄]弗·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张根成、张瑞璇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79-380页。

54 [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77-378页。

55 [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32页。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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