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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现实--在“城市文学讲坛”的演讲

发布时间:2011-07-29 来源于:《上海文学》2009年六月号 作者: 刘继明 点击数:

  各位好!很高兴有这么一次来和上海的朋友们交流的机会。一直以来,我对上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除了90年代中期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作品都发表在《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上,还因为我个人的生活也跟上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相隔十年之后,有这么个机会到上海来,对我来说的确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小说与现实》。很久以来,我们谈论小说往往只关注语言、叙述、结构、经验、想象力这类技术性的问题,很少愿意把小说放到一个大的范围去讨论。那么,今天我想把眼光放开一点,谈谈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关于现实,包括现实主义,多年来我们似乎有一种误解,比如一提到这个词儿,就把它跟机械的反映论和工具论等同起来了。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任何一种文学观念和现象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英国思想家雷蒙·威廉斯写过一本《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就曾经对许多在人们的大脑中习以为常的概念和词汇进行了重新阐释和甄别。这提醒我们,对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类看起来已经成为常识的问题,也存在重新认定的必要。

  我打算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人与现实的关系;其次是小说跟现实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是小说对现实的权力。这三个方面各自都可以成为单独的话题,但如果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探究,我们也许能够更清晰地看出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以及存在的问题。为了讲述起来不至于太枯燥,我尽量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个案来进行分析。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人与现实的关系。

  在80年代,我印象最深的是20世纪的哲学家们最关心人的问题,那时候,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在文坛学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耳熟能详,风靡一时,在工厂的车间或者公共汽车上,一不小心就能碰上有人手里捧着一本诸如《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和《人论》之类的书,就像前些年坐台小姐的手袋里也装着一本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那样。什么孤独个体啊,自由选择啊,存在先于本质啊,利比多啊,酒神精神啊,等等,听起来既新鲜又富于诱惑力。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对人的著名定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自身,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的也是人的实践理性,例如“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一尝”之类。这跟萨特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将人当作孤独的个体,强调的是人的阶级属性,所谓资本者血管里流淌的是资本者的血液,无产者血管里流淌的是无产者的血液,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藤上结什么瓜,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马克思的学说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乃至全世界,曾经充满诱惑力和激动人心,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历史进程。可是在80年代之后的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作为盛极一时的意识形态走下坡路了,或者说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当然,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出了问题,直到80年代末期,随着苏东体制的瓦解,给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划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所以日本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已经终结”的著名论断。

  “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某种文化的终结,也可以叫做危机,人与他自己创造的文化脱节,或者说发生了断裂。中国近代以来,这样的断裂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五四运动,还有一次就是七、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两次断裂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前一次是中国人与漫长的封建文化传统决裂了,并且开启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但由于日本入侵,使得这一进程暂时被搁置下来,救亡图存成了全民族的第一要务,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指的就是这个事情。

  后一次,即从1979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为什么我也把它叫做断裂呢?因为它对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知识界有人称为激进主义政治)进行了清算和颠覆。中国社会逐渐由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转向。这样一种转向,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意味着以前构建的那套充满激进政治理想或乌托邦色彩的价值体系被抛弃了,人们开始重新调整他跟现实的关系。这是中国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返回五四运动开启的启蒙原点,进入了一个以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秩序为驱动力的 “新时期”。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社会各界都在举办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文学界、知识界也不例外,有学者提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讨论,试图在两个三十年之间寻找到历史裂变的内部逻辑。我觉得如果从两个三十年政治和文化蜕变的过程进行考察,也许更容易看清楚人与现实的关系的变迁。

  比较一下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人的不同定义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妨也从一些关键词入手。在1949年到1979年这段区间,人民、集体、工农兵、无产阶级、平等、共产主义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符号。那一时期流行的诸如“个人服从集体”、“甘当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等口号,王进喜、焦裕禄、王杰、雷锋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一些先进和英雄人物典型,甚至包括一些小说人物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和《艳阳天》里的萧长春在内,都强烈地体现出这样一种时代情绪。在这个阶段,个人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而被消弭到人民、集体和阶级这类大词里面去了。由于人的生活高度社会化和政治化,属于私人的个体空间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人与政治生活之间的距离基本消失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因而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人与现实最亲密的一个阶段,但这种“亲密”更多是以一种强制或者叫“捆绑”的形式达成的,或者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

  那么到了1979年后,这种状况完全颠覆过来了。个人、人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个人利益、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竞争、先富起来、市场经济等词汇作为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逐渐成为新时期的主导词汇。同时,随着社会生活逐渐从国家意识形态的严厉控制之下脱离出来,个人越来越获得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发展空间,人与现实的关系也从以前的那种捆绑状态脱节了。这种“脱节”并不是像两个人离婚那样双方自觉自愿的,而是一种类似“逃婚”那样反抗的结果。这种反抗缘于个人对现实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政治强力的不信任和怀疑,从而要求重新确认在现实中的合理位置。

  什么样的位置才算合理呢?80年代初期流行过一句口号,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句话最初来自《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的一场讨论,我看到今年初的《上海文学》还发表了一篇回顾这场讨论的文章,有个叫“潘晓“的青年女工给《中国青年》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人生苦闷,提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一下子吸引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甚至包括其他年龄层次的人的关注。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是在这场讨论中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样一来,以前人们接受的那套提倡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主流价值观一下子就被颠覆掉了,“利他原则”被“利己原则”所取代,个人代替了集体。这是个人话语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求合法性所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也是“思想解放”的重要伦理基础。

  一旦这种基础得以确立,人与包括政治在内的现实的关系便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张起来。所以,那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表现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小说大量涌现,如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其中,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文本。影片中主人公有一句话:“我爱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吗?”首次将人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了出来,当时就遭到了官方的严厉批判,并引发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但《苦恋》表达的主题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批判而中断,而是在“人的解放”这面旗帜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深化。比如80年代中期的那批现代派小说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等,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的权利以及人与历史、现实和政治的紧张冲突展开的,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而随着人与现实关系的重新建立,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小说与现实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的标志,是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和先锋派小说的出现。这之前,像改革文学之类,基本上还是前三十年创作模式的一种过度,也就是说,这些小说遵循的仍然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对主流政治的一种被动诠释。但从寻根和先锋派开始,这种模式被打破了。既然现代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客观世界的图像不具有完整性和可靠性,唯一可以信赖的则是人的感觉和经验,那么,小说就没有必要将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一种根本的任务。于是,作家们一方面把目光投向了现实和政治之外的广阔领域,另一方面把目光向内转,返回到小说的内部和人自身的领地。比如寻根作家们从包括弗雷泽的人类学著作《金枝》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西方理论获得启发,积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制约和影响人类行为的深层内核;先锋派作家们则从卡夫卡的《城堡》、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罗伯·格利耶的《橡皮》、加缪的《局外人》、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以及博尔赫斯的小说中,发现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辽阔更自由的天地,那就是让小说回到人性内部的同时,回到形式和语言本身。

  从此以后,中国当代小说的面貌可以说与过去迥然相异,焕然一新了。像阿城、韩少功等人致力于文化寻根的小说出现了,马原、格非等人纯粹的叙述试验和孙甘露的极端语言探索的小说也出现了。虽然这两类小说在艺术形态和精神取向上都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对待人以及人与现实的关系上,却表现出某种相似的取向。比如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抽象的,符号化的,缺少现实指涉性,或者说跟现实社会不发生任何意义联系,所有的人几乎都受到现实之外某种神秘力量比如文化或者欲望的控制,像一群神秘的隐士和逃亡者,生活在超历史和超现实的时空当中,不仅人物之间的名字可以互相置换,就连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也可以忽略不计。比如在《棋王》中,我们虽然能看出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但主人公王一生却完全疏离于周遭现实,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像一个超脱万物的神。类似的情形在许多先锋小说中更是屡见不鲜。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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