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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现实--在“城市文学讲坛”的演讲

发布时间:2011-07-29 所属栏目:近现当代 来源于:《上海文学》2009年六月号 点击数:311次

 

 各位好!很高兴有这么一次来和上海的朋友们交流的机会。一直以来,我对上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除了90年代中期我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作品都发表在《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上,还因为我个人的生活也跟上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相隔十年之后,有这么个机会到上海来,对我来说的确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小说与现实》。很久以来,我们谈论小说往往只关注语言、叙述、结构、经验、想象力这类技术性的问题,很少愿意把小说放到一个大的范围去讨论。那么,今天我想把眼光放开一点,谈谈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关于现实,包括现实主义,多年来我们似乎有一种误解,比如一提到这个词儿,就把它跟机械的反映论和工具论等同起来了。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任何一种文学观念和现象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英国思想家雷蒙·威廉斯写过一本《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就曾经对许多在人们的大脑中习以为常的概念和词汇进行了重新阐释和甄别。这提醒我们,对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这类看起来已经成为常识的问题,也存在重新认定的必要。

我打算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人与现实的关系;其次是小说跟现实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是小说对现实的权力。这三个方面各自都可以成为单独的话题,但如果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探究,我们也许能够更清晰地看出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以及存在的问题。为了讲述起来不至于太枯燥,我尽量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个案来进行分析。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人与现实的关系。

    在80年代,我印象最深的是20世纪的哲学家们最关心人的问题,那时候,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在文坛学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耳熟能详,风靡一时,在工厂的车间或者公共汽车上,一不小心就能碰上有人手里捧着一本诸如《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和《人论》之类的书,就像前些年坐台小姐的手袋里也装着一本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那样。什么孤独个体啊,自由选择啊,存在先于本质啊,利比多啊,酒神精神啊,等等,听起来既新鲜又富于诱惑力。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对人的著名定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自身,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的也是人的实践理性,例如“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一尝”之类。这跟萨特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将人当作孤独的个体,强调的是人的阶级属性,所谓资本者血管里流淌的是资本者的血液,无产者血管里流淌的是无产者的血液,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藤上结什么瓜,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马克思的学说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乃至全世界,曾经充满诱惑力和激动人心,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历史进程。可是在80年代之后的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作为盛极一时的意识形态走下坡路了,或者说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当然,造成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出了问题,直到80年代末期,随着苏东体制的瓦解,给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划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所以日本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已经终结”的著名论断。

“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某种文化的终结,也可以叫做危机,人与他自己创造的文化脱节,或者说发生了断裂。中国近代以来,这样的断裂至少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五四运动,还有一次就是七、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两次断裂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前一次是中国人与漫长的封建文化传统决裂了,并且开启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但由于日本入侵,使得这一进程暂时被搁置下来,救亡图存成了全民族的第一要务,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指的就是这个事情。

后一次,即从1979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为什么我也把它叫做断裂呢?因为它对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知识界有人称为激进主义政治)进行了清算和颠覆。中国社会逐渐由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转向。这样一种转向,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意味着以前构建的那套充满激进政治理想或乌托邦色彩的价值体系被抛弃了,人们开始重新调整他跟现实的关系。这是中国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返回五四运动开启的启蒙原点,进入了一个以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秩序为驱动力的 “新时期”。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社会各界都在举办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文学界、知识界也不例外,有学者提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讨论,试图在两个三十年之间寻找到历史裂变的内部逻辑。我觉得如果从两个三十年政治和文化蜕变的过程进行考察,也许更容易看清楚人与现实的关系的变迁。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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