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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发布时间:2012-06-11 所属栏目:女小说家 来源于:文艺报 点击数:332次

  香港作家梁凤仪宣布,今年她将动笔创作最后一部小说《我们的故事》三部曲,为的是让读者了解香港自1949年至2015年的传奇故事,以一颗爱国爱港的赤子之心,为香港自新中国成立后的66年立传。

  新书尚无清晰轮廓,梁凤仪却在其心中的中国文学最高殿堂——中国现代文学馆站着谈了3个多小时,她希望如此能给自己压力,得以如期完成创作。其间,她谈到至爱亲朋泪光点点,论及经商之道清晰缜密,在说到文学时反复强调“我不喜欢写作,但写作是我的责任”。她说,“写这部香港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尝试把6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爱情等融为一炉,实在是一个巨大挑战,之所以隆而重之地宣布这一‘写作工程’奠基,就是要让自己破釜沉舟、不得不写”。

  记者:《我们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现在对小说有没有大概的设计?

  梁凤仪:我写小说从来都没有故事大纲之类的东西,人物在规定情境里该发生什么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故事》想通过主人公林千童出生、求学、恋爱、成家、创业的经历写整个香港的命运,会写到我的故事也会写到我身边人的故事。林千童是我孙女的名字,我懒得想女主角的名字就顺手拿来用了。

  2008年我曾打算写这部小说,可当时全球金融海啸让公司备受煎熬,等我把公司业务理顺已经到了今年3月底。倪匡鼓励我一定要写出来,他觉得我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的国家同龄人,既有创作才华又有财经、政治经验,所以必须要写,而且事不宜迟。我想,写得很好怕是很难,但我既然宣布了就一定要写出来,所以今后我会把更多时间放在写作上,毕竟面子攸关嘛。

  记者:你总说自己不喜欢写作,那为什么在封笔10年之后又写小说呢?

  梁凤仪:据我了解,目前香港地区还没有作家能写出香港这几十年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以小说的形式记录这段历史。我是不喜欢写作,因为写作是一件很辛苦、寂寞的事情,又赚不到很多钱,我这么活泼的人要下定决心不打电话、不看电视、不打麻将写小说,需要很坚强的意志。写作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父母给了我写作的天分,我应该在有生之年发挥这一才华回馈父母、故乡和祖国,这是女儿对母亲的心意。

  记者:父母除了给了你天生的文学禀赋,他们有没有在文学上给你带来什么影响?

  梁凤仪:我的父母亲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在教育子女上有他们的坚持。在我念小学、中学时许多同学为了学好英文转学到国际学校,父亲坚持让我读以汉语教学为主的中小学,他说中国人一定要学好汉语,每次我写了作文他都拿给朋友、同事们看,他特别骄傲女儿可以写很美的中文,父母给了我写作的基础和动力。

  记者:那怎么就开始写小说了呢?

  梁凤仪:当年我念中国历史专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晚清小说的思想传播功能》,为了写这篇论文我读了200多本晚清小说,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用粗浅的语言讲故事,通过小说告诉百姓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需要改革、革命的局势。我把它看做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最成功的一次公关活动。文以载道,在我看来小说要对社会有所反映。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压迫香港的爱国爱港人士,我写财经小说就是要把那些不公平写出来。再就是,现代女性在香港生活、奋斗的酸甜苦辣也值得记录,所以我的小说里写了很多现代女性的故事。

  记者:通常写作时是什么样的状态?

  梁凤仪:我习惯用笔写作,也曾尝试用电脑,但很不习惯。通常我写小说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候一天写13到15个小时,写得快的话一天能写一万多字,有朋友说我写小说比人家读小说还快。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在混乱中不受干扰,比如在飞机上或是周围有小孩哭,我都能集中精力写作。这么多年也曾有两次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但并不多。以前写的多是中篇小说,这次写这么长的小说,心里还是有点打鼓,怕驾驭不了这么多人物和线索。

  记者:香港作家陶杰说有梁凤仪写小说,他就只能给报刊杂志写一些小文章;导演黄健中说你的小说能以传统笔触写现代故事,把商战的阳刚跟言情的阴柔融为一体。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

  梁凤仪:其实我读书不是很多,尤其这二十几年一直忙着做生意,就更没有时间好好享受阅读,香港有很多很好的作家比如金庸、倪匡等都对我有影响。好小说和好的电视剧有相通之处,就是人物的命运要发展得自然、真实,而且要表现得好才能吸引读者、观众。好小说会让每一个读者都成为导演,为读者提供想象空间。

  我不敢说我的小说是好小说,有那么多读者喜欢的确是意外之喜。还记得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醉红尘》《花魁劫》《豪门惊梦》,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质疑出版社为什么要出我的小说。当时的出版社社长还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大意是说我的小说既能弘扬爱国之情、民族精神,传达一些思考、理念,又能给出版社赚钱,如果有别的作家能做到这些他们也会考虑出版。我无意、也没有资格一直留在文学的殿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想把写作作为终生职业。

  记者:你现在经营的公司以传媒、公关策划为主要业务,《我们的故事》会在香港回归20年时改编成电视剧,你会自己做编剧吗?

  梁凤仪:当然不会,我不是写剧本的高手,好编剧能让小说抵达更深的层次,影视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的力量有时真的很奇特,比如我也会在特定时刻看到一些镜头流眼泪。会有更合适、更有功力的编剧,来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编剧和写小说完全是两回事。

  记者:你说“写作是一件极端感性的事情,而做生意则需要极端的理性”,是怎么找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点的?

  梁凤仪:这是一种天分吧,就像有人擅长文科,而有人擅长理科,我就是那种天生可以既感性又理性的人。无论是做生意、写作还是处理亲情、爱情,最重要就是要用心,如果你用心处理每一件事情,就会有奇迹发生。其实我的理科很差,但这不妨碍我做生意,因为我跟许多前辈学会了做人、做事,这才是最重要的。任何人最终达到的位置都是先天与后天分数的累加,我得到的比我应得的实在多很多。

  记者:你理解的幸福是什么?

  梁凤仪:幸福就是你能把天分与努力结合起来,达到该达到的高度。再就是此生没有金钱或者情感的欠债,如果有亏欠就尽最大能力偿还,这样才能不负此生。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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