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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小说人生(2)

发布时间:2012-12-08 所属栏目:中国作家 来源于:网络搜集 点击数:386次

  中学毕业后,金庸没有忘记他童年的梦想,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之地,而外交系出来的学生也多被派为外交官,本可实现金庸的理想。经历高中一场风波,金庸锋芒有所收敛,打算一心向学,尽力做到少闻政治多读书,第一年便获得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桩麻烦。

  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对此纵容包庇,不加理会。一日,金庸看到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殴打其他同学,终于忍无可忍,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并进而对校方也加以指责,“态度极其恶劣”。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变为有意识地反抗。不过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金庸以本名写了一篇名为《白象之恋》的小说,以新文学的形式写泰国华侨的生活,获得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的二等奖,这或许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又一次行侠受挫之后,金庸只好借表兄,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聪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份闲职。图书馆工作薪水不高,却拥有大量的安静和闲暇时间,金庸因祸得福,在此尽情饱览古今中外名著,而对于那些具有紧张曲折的剧情,精彩的打斗场面和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他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他将同情之心给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关注的目光,却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业、行侠仗义的英雄们身上。

  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的冒险与开拓。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身无半文走香江”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能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历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外交学知识与法律知识,在报纸上撰写社评,分析论证时局时事。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国共双方即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这篇长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为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并相当赏识。他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并亲自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的死刑,因此在国际上声望颇高,因此,虽然他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盛情邀请他为外交部顾问。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职。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交往颇深,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性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点,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处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做了他们分手的催化剂。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952年,或许是想要换一个环境,金庸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新晚报》隶属《大公报》,但是性质有所不同。在这个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为了提高报纸的受欢迎度,开始撰写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评专栏。金庸对于影艺本是门外汉,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阅读了大量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虽然当时他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

  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种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爱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共同爱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勃勃,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作品,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出世,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操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但“药引”未备。到1953年,终于“引子”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出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位拳师既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爱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深知平素手下这群干将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欢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身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而又悲伤的感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热潮,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身乏术,于是,罗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为《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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