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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军:汉人皮囊 藏地灵魂

发布时间:2020-11-14 来源于:网络 作者: 网络 点击数:

  我们在青岛市浮山脚下某小区杨志军的家中见面。浮山是青岛市区最高的山峰,面朝大海,登临山顶可俯瞰青岛东部全景。从杨志军家中望出去,可以看见浮山顶部那些重重叠叠的悬崖峭壁。

  不过,对于从小生长在青藏高原的杨志军来说,这海拔几百米的浮山,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山了。他已经在这座海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也很喜欢这个居住地,但在精神上,他与这座世俗中的发达城市依然有一种疏离感。他的精神庇护所,是藏区深处那些静默无语的荒原,是那些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的雪山。

  他每年都会去青海,每年都会回到青藏高原。这个汉族人的心脏,仍然是与青藏高原的心脏一起跳动的。

  杨志军,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其荒原小说系列和藏地小说系列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小说版的藏地文明百科全书”。其中有长篇小说《 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失去男根的亚当》、《隐秘春秋》、《天荒》、《永远的申诉》、《迎着子弹缠绵》、《无人区》、《无人部落》、《大悲原》、《生命形迹》、《敲响人头鼓》、《骆驼》、《藏獒》三部曲、《伏藏》、《西藏的战争》、《藏獒不是狗》、《海底隧道》、《潮退无声》等;中篇小说《驴皮记》、《大湖断裂》、《美丽孕妇》、《永远的浪漫》、《艳龙》、《原野藏獒》、《情和欲的悲歌》、《海上摇滚》,散文集《藏獒精神》等。

  所谓荒原系列,主要是指发生在藏地上的汉人的故事,藏地系列描述的则多是藏族和藏人的故事。

  这又是一个长长的且一直在增加的书单。他手头尚有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等待出版,他说,这是迄今为止他自己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

  小的时候,杨志军曾对自己的汉族身份颇为失望,甚至有些自卑。“我生活在藏族地区为什么不是藏族呢?我不能穿着光板的羊皮袍在马背上窜上蹿下,不能扬起冻紫的脸膛拉着鼻涕带着藏狗朝着失群的牛羊追奔而去,我不能抱着羊羔睡觉、骑着牦牛走路、嚼着风干肉嘎嘣嘎嘣磨牙。我只是一个来到草原的羸弱的城里娃在羡慕一种陌生而自由的生活。”

  后来杨志军的父亲告诉他,他们也是游牧民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是那些投身疆场的蒙古人。他们的祖籍在河南孟津,那是一个古渡口,过去叫古横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元代以后,蒙古人在那里盘踞了很久,从攻城略地变作放马南山又变作稼穑屯田,直到被同化消失。而青海草原历史上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曾是蒙古人的牧场。这让天生不喜欢农耕文化的杨志军获得了一些安慰。他认为自己的基因里就带有游牧民族的自由与张扬。

  他迷恋藏族文化和游牧精神,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最钟情的娱乐节目,便是听藏族人或蒙古人唱歌。

  杨志军的父亲笔名叫古洪,就来自孟津渡的古名。不仅是笔名,工作证和各种表格里填写的也是古洪。古洪解放前就读于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为了节省学费,开始读的是免费的外语系,后来外语系收费,就转到免费的法律系,后来法律系收费,就转到免费的新闻系。他在就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撤退前成了进步学生护校队的成员。1949 年以后,古洪他们一直跟着部队往西走,部队在前面打仗,他们一帮文化人就在后面跟着办报。部队解放了宝鸡,他们就在宝鸡办报,部队打到甘肃兰州,他们又赶往兰州办报,后来部队解放了青海,他们又赶去创办了《青海日报》。他们本来想跟着部队进入西藏,但由于部队延缓进藏,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就留在了青海。

  1955 年 5 月,杨志军出生在青海。

  古洪后来离开报社去了省委宣传部,又从宣传部去了文联,担任青海省文联党委副书记、副主席,最后从青海省科技协会主要负责人的位置上退休,1988 年去世。在报社和文联,他曾力所能及地帮助过好几个右派,人称“好人古洪”。文革结束后,他担任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在文联接纳了好几个别处不给安排的摘帽右派,曾力排众议安排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诗人昌耀做了《青海湖》杂志的诗歌编辑。昌耀最重要的诗篇,就是在这个编辑岗位上写出来的。杨志军曾经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看到过昌耀写给父亲的感谢信。杨志军说,父亲的善良、正直、仗义,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因为工作的关系,古洪经常待在草原,杨志军也就成了草原的常客。而他的母亲是一位热心的医生,常有牧区的藏民跑来看病,就住在杨志军家,一住一大片。让他们睡床,他们不肯,一定要睡在地上,也不要铺盖,用自己的皮袍一裹就过夜了。这不是客气,他们是真的睡不惯床。

  幼小的杨志军于是又觉得惭愧。他不仅没有席地而卧的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自由。但这些藏民一来,他就自由了,如果他们带着孩子的话,他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睡。他们的许多病比如肝包虫、胃包虫、风湿病等等,他母亲治不了,就把他们带到医院别的医生那里。最终治好了没有呢?这曾是杨志军一个不小的牵挂。当然,让杨志军牵挂的还有奶皮子,他永远记得饥荒年间藏民们送去的香醇无比的奶皮子。他说,后来他常去草原,有时候就是为了吃一口记忆中的奶皮子。

  1970 年 12 月,不到十六岁的杨志军当了一名工程兵。这位在省委大院长大的孩子,告别跟街道上的孩子打群架、在湟水河里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的生活,为了防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在陕西榆林县镇北台挖起了坑道、修起了碉堡。炸石、采石、抬石、雕石、垒石、灌浆、排哑炮,初生牛犊,什么都敢干,因表现出色,被选拔到西安的师部做机要员,在师部培训了半年,又被挑选到省军区司令部,在那里待了五年多。

  1973 年,在部队

  之后,杨志军回到了青海。经过口头考试,他进入《青海日报》,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做记者,在草原上勤奋地奔跑着。然后赶上1977 年恢复高考,尽管不情愿,但在父母的督促下还是考了一把,进入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 年大学毕业,他又回到了《青海日报》。一开始报社把他分到了文艺部,整天坐办公室。杨志军哪里受得了,闹腾了几番要求转到记者部去跑农牧。报社领导觉得他有些不识抬举,但又觉得他是好样的,年纪轻轻,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这样的人不多见了!”

  终于,他又可以做他的农牧记者了,今天农村、明天草原,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采访任务,一去就是几十天,碰到什么写什么。他又可以住寺院、住帐篷了,他又可以和牧民一起干活一起吃糌粑一起喝青稞酒了。他又可以由着性子乱跑了,的确是哪里有事往哪里跑。

  有人说,对于作家而言,最好的职业是记者,最不好的职业是教师。从这个角度说,杨志军遇上了最好的职业。他的很多作品,就是这样“乱跑”出来的。

  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牧民那种散淡缓慢的日子,也早已适应了那种所求不多、异常艰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因为他在各种表格里填着“汉族”而让他不是一个藏族。他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他的简单、耿直、沉默的日常姿态,他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还有他那只要一触及藏地就永不枯竭的写作,都说明他的天性就是一个牧民,他有着他自己渴慕的地道的藏式人格。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一个顶着汉人名分的藏民,拥有一颗藏地赋予的灵魂。他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单纯而辛劳的游牧,只不过他把游牧变成了游走或流浪。这种流浪是生活的,更是精神的。

  在一片文章中,杨志军这样写道:

  “藏民这两个字,是我一生永远的情结。很多时候,只要想起这两个字,我就会泪如泉涌。这是一个高寒民族最简单的称谓。拥有这个庄严称谓的民族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面朝天空的祈求;有多少幻想,就有多少对着神灵的跪叩。它用无法抗拒的魅惑,让我跳进了洗刷灵魂的河流,让我加入了吟诵真言的合唱,让我成为经幡部落的一员,匍匐在即将陨落的太阳燃烧而起的地平线,流水冰晶,地久天长。”

  他用在藏地荒原数十年的孤独行走,给我们带来了大量动人的故事和神秘的传奇。他本质上更像一个诗人,他的小说语言,也像那鸿蒙混沌的藏地荒原一样,奇幻,神秘,有着激动人心的抒情氛围。

  “小说西北王”为什么离开西北?

  杨志军的真正意义上写作始于 1980 年代,那时他已经从报社的记者部调到了文艺部。他在那段时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写了青海湖周边胡乱开荒、破坏草原的历史,是当时西部文学的扛鼎之作。这也是最早关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藏民生存状况的作品。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没有人谈生态,大家谈的是伤痕,是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怎么样发展。

  《环湖崩溃》发表后,青海湖畔的几个藏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专门到报社找到他,向他敬献了哈达,说他的小说写到了他们,说了他们想说的话。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人文精神的启蒙时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忧患精神、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基调。杨志军生逢其时,破土而出,精神坐标从来没有偏移过。接下来的三十年,无论是写刀光血影还是爱恨情仇,无论是在边藏地区还是在青岛沿海,他顽强地保留了 80 年代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我认为,杨志军是 80 年代留给这个社会的精神财富之一,这份财富从未过时,它或许曾经贬值,但在将来,它会是越来越宝贵的文化资源。

  在《环湖崩溃》和《海昨天退去》引起轰动之后,杨志军基本销声匿迹了。他从报社的文艺部调到了总编室,据说遇上了一些不愉快的事。1992 年之后,下海潮风起云涌,他便到北京一个朋友的公司做书商。那段时间王朔最火,所有书摊上都有他的名字。杨志军看着就眼热,心里说我本来应该去写作啊,怎么流落北京街头为别人出起书来了,心里特别难受。不过他在北京期间,青海日报社还一直给他发着工资,报社领导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去。他回去了。他本来想调到省文联,但报社不放,把他从总编室调回到文艺部。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办公室。报社一直为他留着这间办公室,从未给别人用过。

  编稿之余,他上班的时候可以写作了。

  1994 年,七卷本的《杨志军荒原系列》出版,其中包括《天荒》、《艳龙》、《圣雄》、《苍茫唐古特》、《环湖崩溃》、《江河源隐秘春秋》、《失去男根的亚当》。这套书本来想叫《杨志军文集》,但在整理作品时他发现这些书都是写荒原的,就改成了荒原系列,这一改,他成了“中国荒原作家第一人”。省委宣传部兴冲冲地召开了一场“杨志军暨青海省长篇小说研讨会”,目的是推动青海省的文学创作,研讨会由一位副部长主持,规格不可谓不高。但杨志军却动起了离开青海的念头。那时候还没有西部大开发,青海的经济与文化都很落后,机会少,人才南下东去成了一个潮流。他的好朋友一个个孔雀东南飞,有时候他连一个可以交流思想、谈论文学的人都找不到了。

  走的时候,宣传部领导、报社领导、文联领导给他饯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去了外地要是不顺心就再调回来啊,不用不好意思。

  一开始他想去上海,已经联系好了单位,而且还在上海买了房子。但最后却辗转到了青岛。1995 年 10 月,杨志军被“人才引进”到青岛出版社,筹备创办《通俗文艺报》。他卖掉上海的房子,举家搬到了青岛。

  他是顶着“小说西北王”的桂冠来到青岛的,但是一到青岛他就把这顶帽子扔进了大海,专心创办报纸,根本没有时间写小说。当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甚至连长途电话都没有,办报纸的手段都是最原始的,只能靠杨志军的个人资源来支撑。他带着从社会上招聘的一帮年轻人干活,选题、采访、组稿、编稿、画版、校对、印刷,一条龙下来,被牢牢拴住了。这种状态持续将近三年之久,他才逐渐淡出,一方面他急切地想回归小说创作,一方面他不想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处理无聊的人际关系上。也算是一种无奈的淡出。据说,那段时间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他想过回到青海,“但是的确已经不好意思了”。而且那些当时给他饯行的人,也都一一退休了。他已经回不去了。

  好在,他又开始写作了。《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也是从《藏獒》开始,杨志军逐渐从到道德探索转向了信仰探索。他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在精神上都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西藏的战争》,他已经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而是把它看作是基督教与佛教的战争,是信仰与信仰的战争。英国人后来自动撤离了,是因为他们在巨大的信仰面前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他们可以占领西藏的土地,但是西藏的精神无意间已经占领了他们的内心,最后他们只能背着十字架离开。这是神与神的包容,是信仰与信仰的融合。他最后写到英国圣保罗大教堂里供奉的精神信物:中间是圣经,一边是佛教对话录,另一边是一个空白。他一直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在起始点和终极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

  通过《西藏的战争》,杨志军对世界说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

  “狼性的流行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而在更多大众读者的眼里,他的代表作毫无疑问是《藏獒》三部曲。

  该书从2005 年开始出版,很快发行逾百万册。进入新世纪以来,还很少有一部严肃文学作品能像《藏獒》一样拥有如此巨大的读者群,并在全国引发巨大的争议浪潮。它触动了这个社会一根敏感的神经。

  此前一年,一部名叫《狼图腾》的小说出版,作者是姜戎。那是一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刻,也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时期,《狼图腾》中对狼的推崇、对强者精神的呼唤,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时代和社会的精神需求,一时大热。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商界,更是应者云集。商界普遍认为,“狼文化”符合现代竞争社会的利益需要,企业需要有像狼一样适者生存的能力。在狼的身上,很多人看到了自己,或者看到了自己想要的自己。

  一时之间,中国社会“狼烟四起”。

  在杨志军看来,《狼图腾》是一部有个性、有生活、有悲悯、有人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作品,作家讲的并不是狼的成功和胜利,而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是人和狼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史。但更多人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将所谓“狼性”、“狼道”、“狼经”当成了楷模。这让他颇有些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的《藏獒》,被迅速推到了《狼图腾》的“对立面”。这两部作品都有着题材新奇、引人入胜的特点,畅销并不意外。但《藏獒》在文坛内外引起的轰动之大,还是出乎杨志军的意料。

  有媒体说,《藏獒》是一部借“獒性”呼唤人性的小说。当时风头正劲的长跑教练马俊仁也说,藏獒是“人民的保护神”。一时间,獒文化大有反转狼文化的趋势。

  “或许在读者的期待里,总应该出现一种力量、一种形象,来挽救日益衰残的道德风景,并给它们涂上人性的光辉,来消解由野蛮霸道的狼道、狼经造成的弱者的无助和生存的紧张,来缓释那种担忧被吃掉、害怕被挤兑的心态。”杨志军说。

  他说,作为文学,《狼图腾》和《藏獒》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可以互增互长,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跟谁也没有关系。“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是弱者的文化。弱者需要保护,找谁呢?找藏獒。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来遏制狼道的横行。”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狼文化的反感,他认为狼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对人类社会是极大的戕害。他明确表态说,我们根本无法证明马背上的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狼,所谓文化上的“狼崇拜”只是一种现代崇拜,是由空虚和盲目造成的竞争社会中的都市崇拜,而不是历史崇拜,也不是草原崇拜和民族崇拜。

  这位从青藏高原走来的作家告诉我们,草原人真正崇拜的是藏獒,而不是狼。狼性和藏獒性格,代表着人性的两个极端,狼的自私和藏獒的忠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狼性的流行是因为人们对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残酷心怀恐惧,这种现代崇拜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按说,文学早已过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年代,回归到了真正属于文学爱好者的时代。《藏獒》的轰动,跟文学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人们在这个精神空乏、道德缺失的时代,从藏獒身上重新发现了忠诚、勇敢、正直、向上、信用等日渐稀有的品质和精神,引发了内心深处的共鸣。这些人类社会内在的高贵基因,仍然在不时呼唤着越走越远的人类自身。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一部文学作品能引发一场全民讨论了。

  有学者说,“狼獒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文化的对抗,一场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对抗。但杨志军不会使用这种冰冷的社会学语言。他替自己的《藏獒》庆幸,也替他的《藏獒》担忧,当一部小说由单纯的文学演变成复杂的文化,它的负担就太重了。

  他只是在坚持他一以贯之的文学母题。

  与都市生活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没有人怀疑,青藏高原是杨志军一生书写的坐标,不过,现在他对自己居住了 20 多年的青岛也产生了兴趣。

  他自己说,他身上原来有两种标签,一个是游牧文化,那是与生俱来的,另一种是农耕文化,那是因为他的祖籍是河南,他虽然排斥却又很难抛弃。如今又多一种,那就是居住地青岛给他带来的海洋文化标签。

  青岛的历史一直都是多元文化冲撞的历史。与上海、天津等地有五花八门的外国租界不同,青岛是整座城市由一个国家独占一个时期。德国人曾经在青岛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与治理体系。上海、天津的租界,可以与当地老百姓没有太多关系,而德国对整个青岛乃至胶州湾有着完整的管辖权,青岛及周边地区的老百姓要谋生,就必须与外国统治者打交道。后来日本人来了,也是这样。你会发现青岛人一方面反感外国人,一方面必须依赖外国人,为什么?因为清廷腐败,北洋无能,让老百姓饿肚子,而德国人来了以后给你饭碗,日本人赶走德国人后开了很多工厂,提供了工作机会。这就造成了青岛老百姓一种独特的矛盾心理、矛盾情感。这种纠结塑造了几代青岛人。

  这些都是文学家的富矿。

  莫言的作品触及过青岛的历史。莫言的老家在距离青岛一小时车程的高密,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就以清朝末年德国人在高密修建胶济铁路为背景,描写当地农民抗德历史。杨志军对莫言的评价很高,这个评价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前而不是之后。

  “我过去是住在青岛写青藏高原,现在我开始写青岛,一个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不可能不成为我的作品。”杨志军说。

  近两年他先后出版了《海底隧道》和《潮退无声》两部长篇小说,这是他写青岛的开始。现在他正在写另一部关于青岛的作品,他说,他想在这部作品中对传统文化人格做一种探讨,表现传统文化人格在青岛历史上尤其在当下的反映。

  但在内心世界里,他对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还是有所失望。他从小最喜欢看《水浒传》,他迁徙来到山东青岛,某种层面上也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以为在山东可以找到“义气”。但他最终颇为沮丧,“那么高的个子,却有那么小的心眼,山东其实没有大汉。”青岛是一个世俗味很浓的城市,“风景很优美,经济很发达,人格很浑浊”,精神的风采很难显现出来。这跟青藏高原是两个境界。“青藏高原就算很世俗,但也有信仰存在。”

  这个在自己的作品中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在现实中更像一个隐居者,努力与人群、与圈子保持着一种距离。《藏獒》三部曲让他在文学界内外都获得了极大的名声,他也成为了中国最畅销作家之一,但他不喜欢张扬,不喜欢场面,不喜欢饭局,只顾沉浸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写作。实际上,他在中国文坛也像是一个边缘人,不属于任何一个山头,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们无法把他的作品归入任何一个体系。

  在他看来,无论在青岛生活多么久,他的天性依然是一个牧民,他的藏式人格不会改变。

  不过青岛有青岛的好处,那就是空气。人在缺氧的状态下,思维就会变得迟钝,尤其是普遍对高原缺氧耐受能力明显不足的汉族人。杨志军最近这些年才意识到青藏高原的作家为什么写得那么艰难,创作量明显不如平原作家,或许就是因为缺氧的缘故。为此他非常感谢青岛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

  最后,我们的话题转到近年来崩盘的藏獒经济,杨志军有些黯然。

  所谓“藏獒经济”,正是从《藏獒》畅销之后火爆起来的。所以有人说,“藏獒经济”的泡沫就是杨志军鼓吹出来的,它给原本依附藏地高原的藏獒带来了极大的悲剧。在欲望的驱使下,市场炒作过度,藏獒不断转手,售价动辄百万,甚至高达千万一只,一夜暴富的神话引得大批投机者趋之若鹜,藏区牧民也多有卷入。最疯狂的那几年,藏獒配种费高达三五万元,名獒甚至可达 20 万元。

  杨志军承认,这场泡沫的确与他有关。

  一切泡沫必然破灭,藏獒自然也不例外。藏獒的主要买家,很多是来自山西、内蒙等地的土豪,随着煤炭、钢铁、地产业景气不再,购买大户们烟消云散,过去的天价藏獒,如今 1 万元一只都很难卖出去了。大批藏獒变成流浪狗,甚至沦为某些人的盘中餐。

  正因如此,在《藏獒》三部曲之后表示不会再写藏獒的杨志军,打破承诺第四度书写了藏獒。2013 年,长篇小说《藏獒不是狗》出版。这部书讲述了藏獒悲剧后面“人”的堕落与人性的挣扎。那年他和这部书的编辑赵文生到北京做活动的时候,我见到了他们。杨志军说,这部书可以视为他个人的一部忏悔录。

  《藏獒不是狗》这个名字已经最直白地告诉大家,藏獒是牧民的兄弟姐妹,在青藏高原是神灵化的动物,是山神的义子,它不是摇尾乞怜的走狗,对这种动物,我们不是应该有更多的敬畏吗?

  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一个能够做灯塔的人,或者有能力为人们提供某种地标。我问杨志军,在你看来,人类如何才能为自然保留最后的尊严?

  然后我说,对此,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说,作家基本上也都是悲观主义者。他只希望通过自己的书,让弱势人群在感情上有所依靠,让所有喜欢狗的人理性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狗,让冰冷的人际关系变得充满温情,让阴暗变得明朗,让失衡的心理找到安慰,让每一个灵魂都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妥帖的安放,哪怕只是一种虚幻的安慰,“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完成的救赎。”

  在采访结束之后几天,他又发邮件补充说:

  “尽管我内心时时涌来黑暗,但我发誓一定要带给世界光明与希望;尽管我一生坎坷、充满艰难,但我发誓一定要带给人们美好与感动;尽管我常常灰心丧气,在思想的苦海里挣扎,但我发誓一定带给他人乐观与理想;尽管我立足于污泥,即将淹毙于浊浪,但我发誓一定要带给朋友清洁的习惯和洗浴的力量。”

  我很少相信别人的誓言,但是杨志军这段话,我信。并自勉。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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